与其逼迫有管理能力与经验的地主去下地干活,不如去督促农民耕种生产更多的田地。
那么怎么合理合法的逼迫农夫耕种更多的田地呢?
那就是合理合法的减少他们的收入,增加他们的负债,增加他们的支出选项。
减少收入的办法就是增加税收与税率,
增加负债的方式就是让他们背负长期且稳定的债务,
增加支出选项就是让他们迫于社会规则与道德准则去变相的增加支出项目。
在这多方面的“动力”之下,才能让这些终日劳作的农民不敢松懈,拼尽全力的进行他们工作。
让穷人适当的负债与获得勉强维生的银子,是历朝历代政府的共识。
至于消灭富人?
别开玩笑了,大明朝和地朝任何朝代的政府人员中,
有真正的穷人出身的吗?
如果大明朝评价最美、最勤劳、最佳农夫,
得奖的也不会是满手老茧的农夫,
而是刚拿了几天锄头表演就累得不行的大地主们。
于情于理,大明朝也不能依靠消灭地主来解决财政问题,
只能去向穷苦农民不断的加税征税来解决财政问题。
王资也明白这一点,他要让大明地主渐渐变穷、让部分地主一代一代的减少收入、让被淘汰的地主慢慢进入劳动群体扩大劳动群体的同时,
严防死守穷苦人员能依靠自己拿出来的新产业进入富人阶层。
王资将这种思维定义为劳动力的“开源节流”。
增加劳动力市场规模的同时,防止劳动力流失。
穷人变富有就是让劳动力无形的流逝。
王资要在大同府各地发放煤引、碳引这类的凭证,
只有拥有这份凭证的人,才能将煤炭出售给金坷垃工厂区,
王资虽说不可能掌控偌大的大同府的每一片煤炭产区,
但是王资现在还是能掌控煤炭的唯一销售之地——金坷垃工厂区。
煤炭虽说被誉为黑色的“黄金”,但这些煤炭变成黄金是有一个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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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煤炭必须有人收购使用才行。
煤炭也是商品,只有有人收购使用生产出来的商品,这些商品才能通过一次惊险的跳跃,成为有价值的社会资源,而不是一堆废品。
不管是煤炭还是任何的商品,如果它没有销售之地,就不能完成惊险的跳跃,就会摔得“粉身碎骨”成为毫无价值的废物。
煤炭不可能超脱商品的这项基本的定义,它也是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