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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七十章 满城争说叫天儿（第4页）

康熙朝还首次明确了违禁者的惩罚措施，“仍有私行造卖刷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

将以往职责不明的查禁责任落实到各级官吏之中，使令有所行;严格划定法令执行者、刊印者、买卖者的惩罚条款，使罚有所依。

这就改变了顺治朝有令无行的局面，使清廷禁戏进一步发展到制度性的层面，禁毁戏曲的大幕就这样在康熙朝缓缓拉开了。

康熙朝禁戏的一大变异就是统治者试图从传播渠道上彻底查禁戏曲，妄图从源头上断绝戏曲的流传。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刑科给事中刘楷上奏，“自皇上严诛邪教，异端屏息，但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书肆刊出单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贩卖于一二小店如此，其余尚不知几何。”

从这份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初年禁毁“淫-词小说”的种种努力并未取得统治者所想看到的局面，一两个书肆上面罗列租赁的书籍就有一百五十余种，这还仅仅是那些小规模的书肆，如果是那些资本雄厚的大型书坊，则可想而知了。

可见单是限制文人创作戏曲、查禁现行戏曲中的违禁内容，是远远达不到清王朝禁戏要求的，实非“拔本塞源之道”。

在这种情况下，在得到康熙帝的首肯后，礼部在覆刘楷奏章中公然提出“将私行撰著刊刻发卖者，一体详查禁止，毁其刻板”的查禁措施，由对戏曲内容的查禁一举蔓延到对戏曲创作者、刊刻者，贩卖者的禁止。

创作者，出版者（刊刻者），贩卖者是戏曲文本传播的必不可少的三大渠道，这三大渠道一旦被封堵，戏曲文本不仅不能在社会上顺利传播，甚至根本就无法面世。

即便是如此，对清王朝禁毁戏曲的官员们来说，也还是远远不够的。

封堵了戏曲文本的传播，还有各个地方的戏曲演出，还有那些遍布京城的大小戏馆，分散于民间各地的临时性演出场所，戏曲依然可以通过这些渠道被民间百姓广泛接受。

据廖奔先生《中国剧场史》考述，康熙时期，北方一些大都市中酒楼戏馆极多。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仅北京地区有名可考的就有六家，分别是太平园、碧山堂、白云楼、查家楼、四宜园、月明楼。

此六家戏园在当时皆为京城名楼，为一时之盛，几乎凡有时事，各大酒楼戏园皆有所搬演。

雍正朝的禁戏运动，多沿袭康熙旧制，在规模和形式上没有太大的超越。

但在某些方面，他还是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康熙朝的禁令，使其更加明晰。

雍正三年（1725年），发布禁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

“其神仙道扮及义夫孝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这可以看作是对康熙朝禁“琐语淫词”的补充和说明。

它对戏曲的演出内容作了更为详细而明确的限制，规定戏曲的演出内容必须以传统封建道德为准绳，不可跨越雷池一步，实际上是将戏曲的演出内容限制在更为狭隘的范围之内，严重阻碍了戏曲的发展。

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也记述道:“雍正丁末，世宗并禁演关羽”。

可以说，禁戏发展到雍正朝，禁戏的条文越来越细化，这表明清代的统治者对于戏曲的禁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这一时期，还提出对演戏主体——演员的惩诫。雍正三年（1725年）条例，“此等亵慢神象神罪也，历代帝王后妃及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搬做杂剧用以为戏，则不敬甚矣，故违者乐人满杖。”

在法律上规定乐人的演出范围，严惩违禁乐人。在宫廷演剧中，雍正帝同样要求苛刻，演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致飞天横祸。

雍正时期，不得不提的是裘琏之祸。

裘琏（1644-1729），字殷玉，浙江慈溪人，清代戏曲家。

康熙年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年老乞归。

能诗古文词，工乐府，擅写戏曲，著有杂剧《昆明池》、《集翠裘》、《鉴湖隐》、《旗亭馆》，合称《四韵事》及传奇《女昆仑》等。曾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

裘琏之祸，本非缘于戏曲，但是作为一名戏曲家，其文字之祸实在是离奇非常，也由此可以看出雍正禁戏的一大特色。

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曾静谋反案”。

这个案件中，首犯曾静在其书中宣称了雍正的“十大罪状”，分别是“谋父”、“弑母”、“屠弟”、“贪财”、“好色”等等，这十大罪状在今天看来，其中有些实在是无稽之谈。

但是到了雍正帝那里，这就成了“流谤”，在他的大力追查之下，查明了这些“流谤”风源于发配至全国各地的允禩的余党，全国随之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清剿“流谤”运动。

这种形势下，雍正七年（1729年），裘琏为人控告，说其文《拟张良高四皓书》，意在讽刺“圣祖易储，为太子允礽所”。

乃是以汉高祖拟废太子来影射康熙易储，从而把裘琏少年时的文章与清剿“流谤”的运动联系起来，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裘琏随即锒铛入狱，不久病死狱中。

但实际上，《拟张良高四皓书》乃是裘琏年少时所作，裘琏比康熙大十岁，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康熙不可能有废立之举。

若说裘琏有丁点儿的叛逆不经思想也好，偏偏他又没有，他以无辜之身获罪，冤死狱中，堪称是有清一代罹患文字祸的戏曲作家中最为离奇的一个。

总的看来，雍正朝禁毁戏曲具有两大特色:

一是查禁戏曲在雍正朝已经不再是目的，更多的时候是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

雍正查禁戏曲，并非由于其本人反感戏曲，也非他察觉到戏曲中的反满思想，纯粹是处于其政治目的，或者是为了整顿吏治、诛除异己，或者是为了提倡节俭。

现存雍正帝禁毁戏曲史料十七条左右，而强调吏治、节俭的就有十条之多，雍正禁戏的目的由此可见一斑。

二是对戏曲的查禁、打击力度不断加强，并且这种打击是全面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