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四百六十章 贡献（第1页）

当然，需要说明，在文学方面，梁启超一方面受黄遵宪、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影响，致力于诗界革命，提倡新诗形式，白话文体来实现文体的改良，普及文学艺术。

而另一方面，又强调翻译西方政治小说，强调小说的怡情益智功能与广泛的教育之益，他撰写的《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中写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宗教;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何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而诸之之中能极其有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

“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此外，他还创办《新小说》、《新新小说》等刊物，鼓励小说的翻译，他还于1898年12月23日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提议译者可以通过翻译“政治小说”来直接参与政治斗争。

他的学术思想对此后的翻译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并且梁氏还翻译过拜伦的诗，是译介拜论的第一人，胡适在《哀希腊歌序》中说:“此诗之入汉文，始于梁任公之《新中国未来记》小说。”

并且梁氏对翻译之贡献还在于20年代初整理并总结我国古代佛教文化史，撰写《翻译文学与佛典》、《佛典之翻译》、《佛教之初输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反动与先驱》等重要论文，对于后来的翻译研究有重要作用。

包括梁启超先生还重视我国翻译史的建设工作很有借鉴作用，1921年7月，他在自己主持的《改造》杂志上开辟了《翻译事业之研究》专栏，发表了自己的《中国古代之翻译事业》、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翻译事业之先例》，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除了梁启超先生外，甲午战胜失败给我国翻译史上催生的另一位翻译家就是严复先生了。

他以自己的翻译实践开辟了我国翻译史上的新篇章，而且他的“信、达、雅”三个字标准也开辟了我国翻译理论史研究的新篇章。

冯友兰认为，严复译书之所以能风行全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这些时间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使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

第二个原因是严复在其译文写了许多按语，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作比较，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

第三个原因是，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了解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象是读《墨子》、《荀子》一样。

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声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

严复先生的话，福建侯宫（今闽侯）人，初名体乾，后改名宗光，字又凌登仕后改字几道，自幼学习儒学1867年进马江船改学堂，学习课程除封建典籍和英文外，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

毕业后到军舰上实习，到过新加坡、槟榔屿、台湾、日本等地。

1877年被派往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广泛涉略西方哲学、文学名，形成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1879年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等职。

甲午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于是决定译书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像是1897年他发表了译著《天演论》，首次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

随后，他又翻译了亚当-斯密等人的《愿富》以及《群己权界论》还有《群学肆言》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等等，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为我国的学术体系奠定了基础。

在谈到严复的翻译时，康有为说他“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几道为第一。”

而且严复先生的翻译有着极强的目的性，显示出了他极为敏锐的思想光芒。

如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发表了许多论文阐述他的维新思想，他开始翻译《天演论》，如《论世变之》《原强》《救之决论》《辟韩》等等。

在《译〈天演论〉自序》中写到:“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以鼓动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己任，将自己的翻译和学术研究与对时事的批译结合起来。

严复翻译的主要动机在于求“自强”从根本上复苏中国古国，使炎黄种族免于灭亡之灾。

1903年，他在拟定《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时，强调翻译宗旨为:一日，天论名智，不主故常;二日，敦崇朴学，以棣贫弱;三日，借鉴他山，为求进步;四日，正名定义，以杜杂庞。

此外，他还以准时势仔细审定每一部书，有的放矢。

如他译《群己权界论》和《社会通诠》是为了介绍西方的人权观念和社会制度;译《原富》是为了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