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有个姐姐,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长姐如母,从小就要帮母亲做活,在她出生后还要带她,如今回想起来她年幼的时光大多都是在姐姐瘦弱的背上度过的,她背着她给人绣花、洗衣服,又背着她走很远的路去烟馆找父亲,那里的人都像死尸,一个挨一个地躺在又脏又臭的大通铺上,呛人的的烟味就算隔着二里地都能闻得清清楚楚,令人恶心得想吐。
成器的只有哥哥一个。
他书读得极好,自小便名声在外,江浙一带自古多出状元,乡里的人都说哥哥往后会有大造化,说不准还能被皇帝赏识赐下官身,从此就平步青云改了命数;咸丰年间的状元钟骏声先生也看过哥哥的文章,说他“笔下生锦绣”,他日必有大乾坤,绝不会是庸庸碌碌之辈。
母亲很信这些、更把这当成唯一的指望,一心只要哥哥读书、从不许他做别的,即便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也绝不会让他帮忙做活,逼得哥哥只能偷偷给人写些书信墓志之类的东西赚点润笔补贴家用,明明是做好事,可又每次都像在当贼,还生怕母亲发现会发脾气。
相较于哥哥姐姐,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她总是没那么多负担,只要老老实实自己长大就好,生计之类的事都轮不到她操心;尤其到她五六岁时家里还出了大喜事,哥哥中了二甲、果真见到了紫禁城里的皇帝,要留在皇城根下做大官了,每月还能包上好些雪花银托人千里迢迢送回家里,父亲母亲见了都是欣喜若狂潸然泪下,纷纷感慨他们总算要熬出头了。
在那之后他们一家过了些许顺心如意的日子。
母亲不必再给人浆洗衣服、可以好端端过几天舒坦日子了;姐姐也不必再整日于昏黑的灯下缝缝补补,可以养一养那双几乎算是半瞎的眼睛了;父亲就更恣意,总算有钱抽上更好一些的大烟,人是成天不着家,待在烟馆的日子比待在家里的多得多。
……直到有一天他死在了那里。
烟馆的人来报信,让她们娘儿几个去抬人,说话的时候神情平静极了,像是见多了这等污糟事;也的确是常见,在他们烟馆寻快活的人多得不知凡几,三不五时就要死上一个,有的能找来家人给安葬,有的干脆无人认领就烂在他们那儿,逼得他们到后来不得不专辟一间屋子出来陈尸,也着实晦气。
她跟着母亲和姐姐一起去给父亲收尸时心里害怕极了,那黑洞洞的烟馆就像吃人的恶兽,会撕出赤淋淋的血肉、会吐出阴森森的白骨,偏偏身处其间的人感觉不到危险,一个个仍惬意地躺在破落的木板床上拿着长长的烟枪,浓烈的白烟被他们陶醉似的吸了进去、又从他们腐臭的口鼻处争先恐后地钻了出来,烟气消散时他们的命也被抽走了一层。
她们要穿过那间烟气缭绕的屋子才能找到父亲停尸的地方,进门时她听到了一些女人的声音,喘气的动静很奇怪,还伴随着些许不正常的叫声,她好奇地探头去看,却被母亲一把捂住了眼,又听母亲嫌恶地骂着:“脏东西,都是脏东西!”
她那时还小,听不懂这些,只知道母亲在生气,可又不明白她在气什么;唯一懂得的是父亲的确死了,就躺在烟馆后院的一间破屋子里,骨瘦如柴,脸色都是灰黑的,好像是被榨干最后一丝活气后死去的。
她哭了,也说不上是因为悲伤还是恐惧,母亲和姐姐却都没哭,脸色只是一片苍白的漠然——尤其母亲似乎还感到了几分痛快,只到最后用草席子裹住父亲的尸体时才露出了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凄苦,这都不值得说了。
她们一起葬了父亲。
那是她第一次亲眼目睹死亡,竟然那么容易,几天前还好端端的一个人,几天后便要被埋进黄土里了;分离就更容易,甚至不需要什么仪式,只要父亲拿着烟枪背着手走出门去,他们这一辈子就不会再见了。
她穿着一身孝服,跟着母亲和姐姐一起在灵堂上跪着,一会儿被这个人叹息着摸摸头,一会儿又被那个人抹着泪说一声可怜,但其实这些人她一个都不认得,整个人恍惚得像在做梦。
后来终于熬到丧事结束,母亲和姐姐便开始收拾家当——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破烂儿,顶多有几件好衣裳,是哥哥做官后母亲为在乡里摆一场体面的宴席而特意找裁缝做的,只穿过一两回。
她不知道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就追着母亲和姐姐问,她们说是为了离开家乡北上去找哥哥——这太好了,哥哥是官,一定能让她们吃饱穿暖,他也不会像父亲那样惹母亲生气伤心,他们会一起过得很好的。
她很快活,日日盼着早日去到京城,想象着天子脚下的皇都有多么富丽堂皇,一定连地上铺的砖都是金子做的;她还想见哥哥,虽然她从小跟哥哥玩儿的不多,可她知道哥哥是疼爱她的,还教她背过古诗呢。
可惜最后乐极生悲……她们在北上的途中遇到了山匪。
那是一个极为动荡的年代,比如今新立的民国还要乱,她母亲就撞见过许多热闹,譬如到处打仗的红头巾,譬如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譬如在庚子年一口气打到北京城的八国联军……数也数不尽。跟这些一比抢劫的山匪算什么?都是小打小闹,都不值得搬到台面上说的。
可就是这样一桩不值得同人说道的祸事要了母亲和姐姐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