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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就算自宫未必成功（第1页）

李自成在建立大顺的制度前，不妨回顾一下历代得失，学习点经验。

扫过有些代表性的汉代和唐代之后，再看宋代——

本来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拔真才，但有些人便要借此制度之宽大处作弊。于是朝廷不免要为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

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却本义。这样的话，通过科举还能选拔出真正有能力的人吗？

李自成刚到大明朝的第二天，就跟米脂的几个书生，艾毓初、艾朝栋、艾诏、李振声、冯起龙谈论过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内容就是做文章，但文章不像算术那样有标准答案，主观性很强。

但是科举考试对做题家们的成绩总要有个评判标准，这样就给考官带来极大不便。

评分难，审卷慢，考官意见难统一。

所以就需要一个大致的框架来限定考生发挥。

八股应运而生。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实则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

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

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形。

如顾炎武曾直言：“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做。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芳等为之。”

自北宋废除诗赋，就是有“声病对偶’的考题之后，科考基本以进士科取士。而考试内容又只有经义。

这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宋代考生答题越发空洞无物，并朝着形式化趋势发展。经义一般为伦里道德，其对社会问题的剖析大多空洞、抽象，无法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因此，考生的个人见解逐渐减少，起承转合的文章结构形式则越发流行。科考八股文变得更加僵固、空泛。

科举选出来的人不行，那制度也就不用说了。

当然也有好的方面。

唐末五代如此混乱黑暗的局面下，在宋代文化又慢慢地复兴。后代所谓宋学，又称理学，就是在宋兴后百年内奠定基础的。

那一辈文人多沐浴了四书五经的熏陶，都提倡尊王攘夷，明夷夏之分，又提倡历史传统。所以忠国文化、传统还能维持，开辟出自宋以下的下半部忠国史，一直持续到后世上千年。

宋代的“募役法”也是一个大的改革。

自秦朝始，农民每年都要服徭役。而宋代“募役法”的颁布，使得原来必须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选择以交钱代替服徭役。然后再由官府出钱雇人充役。

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

这一举措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田间劳作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讲，宋代和前代没有什么根本不同。都是统治街级盘剥百姓、稳定政泉的花样。但花样不断翻新。

如果说最大的区别，大概就是在赋税这块。汉代太狠了，虽然比秦好了点，但服了兵役还要上税；唐比较能创新，可以用绢代役；到了宋朝就伸手要钱了。

而且，宋代的大官僚大地主等也失去了免役特权。

宋之于唐，虽说它有变动，却不能说它有啥建立和创新。大概就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接下来到了明代——

我大明“得国最正”，驱逐了鞑子，最后却又被鞑子所取代。

为什么会导致那种结果？这中间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偏差？

如果说，历代是的，朝廷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比如，崇祯皇帝看上去是被架空了，底下人一起糊弄他。但其实皇帝仍然大权在握，基本上想处理谁就处理谁。

若论汉、唐、宋诸代，皇权、相权是划分开的。其间权力比重或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

明代虽说一切事权集中在皇帝，究竟还残存有历史旧传统，并不是全由皇帝来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