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援湖北。当时的新军,说是新军,不如说是私军——就是安徽新军也一样是我的私军。“有枪就是草头王”,赵倜自然也想保存实力。现在的局势不定,如果北洋军失败,赵倜当然不会为之陪葬。加之,土匪破坏铁路,有这样合适的借口。于是,赵倜部一天行进不过三、五十里。未等到湖北,黎元洪都被撵出武胜关了——武胜关位于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其后,各国公使出面调停,战事遂于11月初结束。
稍后,我又借口北京无力平息河南的匪患,表示愿意出兵,还河南一个朗朗乾坤云云。我虽然只是作个姿态,来打击北京袁世凯的威信。河南的穷困是出了名的,我对这么大的一个包袱,是不感兴趣的。只是袁世凯以“安定中国非袁不可”而闻名于世界,我自然要在这里打击一下袁的声望,以备将来。但北京的反应就很紧张了,袁世凯迅速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开赴河南剿匪。至于,袁有没有其它的意图,我想一定是有的。然始终无机可趁,双方保持了“冷战”的状态。
我对袁声望的打击,多少有一些效果。当然,也不排除德、美、日三国有其它企图。三国分别暗示我,可以支持我成为中国总统。如果,我有意的话,接下来,就是与各国谈条件了。但我实在无意于此,于是,就高唱着“民主”、“和平”等口号,婉言谢绝了。
第27章
九月末的太阳依然毒辣,安庆火车站里却挤满了人。在阳光的照耀下,等候的人们脸上都有几分汗意。
脚夫王老三被赶的远远的,满心的不高兴。眼瞅着,今天的工就要耽误了,虽然生活比原来好过,可穷人家过日子,闲着怎么行。远远的看见行李员李想走过来,王老三赶紧上前两步,打了个招呼。车站的人可得罪不起,何况李想人不错,王老三还想从他那儿讨个消息呢。李想挡开了王老三的手卷旱烟,自己掏出支“飞马”——虽然都是南洋兄弟公司的产品,但李想还是喜欢“飞马”甚于“红双喜”。
王老三给李想点着了烟,没说几句,就问到最关心的事情。李想看了看王老三,似乎觉得跟他说说也没有关系,就故作神秘的说:“你不知道,董都督今天回来,一会儿就到。现在,董都督可了不得。你看,一直跟都督不太对付的王议员、胡参议员,……,不都来了。董都督跟以往可大不一样了,就算不能与北京分庭抗礼,起码也是东南王了。……
还有人想出卖董事都督,也不想想,董都督是什么样的人,能瞒过他老人家。也不想想董都督做了多少事,咱们谁没得到他老人家的好处。一群没长人心的家伙,全被抓了吧!
董都督手一挥,那个,弹指间,强虏灰飞烟灭,把北军打的是落花流水。……”
李想明显是董都督的崇拜者,说着说着,兴奋起来,口沫横飞,神采飞扬,好像他就是都督本人似的。王老三边隐蔽的躲着飞沫,边“啊”、“啊”、“那是”、“那是”的答应着,心思却早已经不在了——自己是现在回家吃完饭再来,还是多等一会儿,要不,再等一会,也看看热闹。
……
————
我在安庆站下车,并不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眼中的热闹——知道也不会在意。
政府官员、议员、军官、富商、名流缙绅和闲来无事的普通民众在安庆火车站,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听着安庆中学管弦乐队演奏的乐曲,我点点儿头,嗯,已经有个样子了,算是没有让我白花钱——为公立初、高中配备乐器,也要好几十万的。再听歌词,我忍不住笑了,是杨度的《中国男儿》——杨度正在北京给袁世凯出谋划策——真是个才子呀,不知杨度知道此事,会是什么感觉?
我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告诉大家:国防军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北军的暴行,必将受到惩罚!共和国不能容忍这样的暴行。但是,战事很快就会结束,战争不会扩大化,政治分歧,应当政治解决,云云。
然后,在简单的涵喧过后,就离开了,众人也很快散去。
蒋百里与我坐在一辆车里,他有些心不在焉。我知道蒋百里的心事,却也不说什么。待回到家中,周围的闲杂人员都离开了,我才命令高剑峰把手令拿出来。我接过手令,也不打开,就抵给蒋百里。
蒋百里打开手令一看,心情马上好了许多,调侃我道:“崇文兄,是不是谁也信不过呀?”
我摆了摆手,说:“不要嘲笑我,你们自然都是我信任的人!可是,坐在我这个位置上,是不能光靠信任办事情的。我又不是神仙,万一看错了人,怎么办?我不能不多作考虑啊!有对不住百里的地方,还请百里多多谅解我。”
蒋百里听了,不仅默然。
事情就是这样,我虽在安徽经营多年,但“人心不足,蛇吞象”——希望更进一步,也是理所当然——在安徽军政府、军队和议会中,都有另投‘明主’的,我也知道这种状况,所以,我在率军出征之前,就给韩铁留了一个手令,“便宜行事”。于是,韩铁就在许多人上窜下跳时,抓了这些人的现行,并在九月之初,大事搜捕,一举抓捕了许多人——这种抓捕不光针对出卖我的背叛者,也针对许多安徽通缉的刑事犯。总而言之,安徽一时风声鹤呖,谣言四起,颇有几分人人自危的架势。
蒋百里本不知道此事,突然之间,看到这份手令,难免心情复杂。而高的那份手令,则是一份保护蒋的命令,大意为“没有我亲自下令,任何人不得动蒋百里,且任何时候,都不能伤害蒋百里”——有比较才有优越感,蒋百里观后,心情自然好了许多。
我们谈了会别后战事,又商议了下一步的行动。胜利已经是可以肯定的了,今年又有三万五千人服役,已完成三个月新兵训练的已有二万三,就算北京集合所有兵力,也不可能改变胜负。所以,我们主要是讨论:下一步如何处理南方诸省;是否继续实行义务兵役制;如何处理叛变者;如何针对战斗中出现的问题,改革训练方案;等等。
我们一直讨论到很晚,便留蒋百里在我这里吃晚饭。蒋百里虽然三十出头,可还是“王老五”一个。所以,在吃饭时,妻子便谈到蒋的婚姻。“做媒”是已婚妇女的兴趣之一,虽然比不上“逛街”,却也是很普遍的现象了。说来说去,妻子就要给蒋做媒——我自然举双手支持,靠蒋自己去找,几乎不可能——蒋的心事全放在军事上了。于是,妻开始盘问蒋喜欢什么样的,并切实的举出了一个个人物,像,洪家三小姐,大家闺秀;严家大小姐,上过女学;等等。我在旁边看蒋支支吾吾,头都抬不起来的样子,心里暗爽。
……
蒋百里走后,我在书房里,见到等了一晚的韩铁。韩铁将我走后,安徽的种种,以及国内外形势向我逐一汇报——隐龙社的触角已经伸向国外,并询问如何处理这些被捕的人。我虽然知道有这回事,但具体都有哪些人,却不很清楚。于是,我首先就拿起了“涉嫌泄密人员名单”。抄名单的字是一手漂亮的小楷书,我一看就知道,是机要秘书何文基的手笔。名单条理分明的按涉嫌人员的身份,以及重要性,泄露机密等,来排列顺序。看起来,简洁大方,颇有些儿赏心悦目。然而,我看了没有几眼,脸就沉了下来。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何况是新军数千之众,我早有准备,其中会有人出卖我。然,真正的看到这十七个人的名字,我心里还是说不出的难过。胡永奎就不说了,老北洋武备学堂出身,老新军了,但我从来就没有信任过他。现在担任陆军军官学校主任,但他与北京的联系,一直由隐龙控制。新军的每个人,我都能叫出名字来。就现在我也能把每人都对上号,仿佛那新兵训练仍然历历在目。高大的柳同达,家有老母的王叙,去年才生了儿子的李家竣,田老七的名字都是我给起的,叫田镇山,……
韩铁的轻声呼唤,让我回过神来。我仔细询问了这些人的情况,略一考虑,便决定让他把这一干人等连同证据,都移交给司法厅,我会命柳澹方——司法厅厅长,对这些人提起公诉。而身为军人的,则交给陈士诚,命其组织军事审判。“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既然如此选择,就要接受一切后果。
接下来,我毫不吝啬地狠狠夸奖了韩铁一番。韩铁工作做的很好,非常好,南京、北京始终都没有知道安徽国防军的确切人数。这才是过去这场战争,能够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我让韩铁把行动中的有功人员都报上来,统一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