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24部分（第2页）

“你真的会永远记得我？”她轻声问道。

“永远记得，”我说道。“我怎么忘得了？”

尽管如此，这份记忆的确是已经离我远去，我已经忘掉太多事了。像现在，一边回忆一边写，就常会教我陷入一种不安的情绪。因为我担心自己也许会将最重要的记忆遗漏掉。说不定，这回忆早已在我体内的哪方阴暗的“记忆边疆”里化作春泥了呢！

但同无论如何，现在我所要写的，就是我所有的记忆了。我紧拥着这已然模糊，而且愈来愈模糊的不完整的记忆，敲骨吸髓，尽我所能地写这篇小说。为了信守对直子的承诺，除了这么做，我没有别的法子。

更早以前，在我还算年轻，记忆仍然鲜明的时候，我曾有几回试着想写直子。可是当时我却一行也写不下去。我当然明白，只要能写出冒头的一行文字，便能顺畅地将她写完，但不管怎么努力，第一行就是写不出来。一切是如此鲜明，教我不知从何为起。这就好比说，一张画得太详细的地图有时反而派不上用场一样。不过，现在我总算懂了。原来——我想——只有这些不完整的记忆、不完整的思念，才能装进小说这个不完整的容器里。而且，有关直子的记忆在我脑中愈是模糊，我便愈能了解她。我现在也想通了她叫我不要忘记她的道理了。直子当然也知道。她知道总有一天，我脑中的记忆会渐渐褪色。也因此，她非得一再叮咛不可。

“我希望你永远记得我，永远记得我这个人。”

想到这儿，我就觉得非常难过。因为直子从来不曾爱过我。

正文　第2章　好友之死

很久以前，大约是二十年前，我曾在一幢学生宿舍里住过。当时我十八岁，才刚上大学而已。爸妈担心我一来在东京人生地不熟，二来又是头一次离家，所以帮我找了这个宿舍。

这儿不但供应三餐，而且设备齐全，两老都觉得，即使是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初出茅庐的少年，也应该能够适应才是。当然，钱也是个因素。住宿舍的花费要比一个人过活便宜得多了，因为你只要准备好棉被和台灯，其他的就都不必买了。如果可能，我自然希望一个人租个公寓，过得舒服自在一些，不过，一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金、学费，还有生活费，我就不好意思开口了。何况，只是找个地方栖身而已，并不需要太讲究。

这幢宿舍位在东京都内一个视野良好的高台上。占地很广，四周还围着高高的石墙。一进大门，迎面便是一棵高大的榉树耸立在那儿，树龄少说也有一百五十年。站在树底下仰头一看，天空都教绿叶给遮得无间无隙。

水泥道是绕着这棵巨树的，之后才成一直线穿过院子。院子的两侧分踞两栋三层楼高的水泥建物，平行并排。这种大型建有许多窗子，看上去总给人一种像是由公寓整修而成的监狱，或是由监狱整修而成的公寓的感觉。不过绝对不会有不洁或阴暗的印象。从敞开的窗子你可以听见收音机的声音。而且每一个房间的窗都是乳白色，就算晒了太阳也看不出褪色的痕迹。

从水泥道上往前直走，迎面是一栋二层楼建，正是本都。一楼是餐厅和大型公共澡堂，二楼则有礼堂和几个会议室，甚至也有贵宾室，就是不知道到底是用来做啥的。本部旁边是第三栋宿舍，也是一栋三层楼建。院子很大，绿色的草皮上有台水车溜溜地转来转去，阳光在车子上闪闪发亮。而本部后面，则是一块棒球和足球兼用的场地和六个网球场。设备的确是尽善尽美。

整个学生宿舍只有一个基本的疑点。它的经营者是一个以某极右派人士为中心的财团法人，而它的经营方针这自然是我个人主观的看法扭曲得相当蹊跷。你只要翻翻住宿手册和宿舍条规就能知道个大概了。“教育的基本方针在于为国家培育有用的人才”，这是宿舍的始创本意。许多财界人士表面上是出于赞同才捐出个人财产，但实际上的用意则暧昧模糊，和这社会上的其他团体没有两样。没有人知道他们真正的目的。有人说这只是单纯的避税对策，也有人说是一种沽名钓誉的行为，更有人说他们是藉口盖宿舍，目的只是想把这块一等土地以类似诈欺的方式弄到手而已。还有人说，其实都错了，真正的用意要更复杂得多了。

他说，经营者是打算以住宿生为班底，组成一个政经界的地下派系。不过，事实上宿舍里确实有个特权集团，专门吸收住宿生中的佼佼者为团员。详细的情形我虽不很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每个月都要召开好几次的研究会，经营者也参与其中。听说只要加入为团员，将来便不愁没有工作。众说纷云，我实在也无法判断究竟孰是孰非，但这些说法有一个共通点，即“反正这鬼地方是有些蹊跷的”。

尽管如此，从一九六八年春到七Ο年春的两年，我就都在这个“有些蹊跷”的宿舍度过。要是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在这种“蹊跷”的地方过了整整两年，我也答不上来。如果只是过过单纯的日常生活的话，管他是右派也好，左派也好，是伪善也好，伪恶也罢，对我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每天一早，庄严的升旗典礼便揭开一整天宿舍生活的序幕。当然也播放国歌。

就好比说进行曲离不开体育报导一样，国歌自然也离不开升旗典礼。升旗台就安置在院子的正中央，不管从那一栋的宿舍窗口都看得见。

主持升旗典礼的是东宿舍（我住的宿舍）的舍监。他长得高头大马，目光锐利，年纪约在六十岁左右。满头怒发混杂着几许白发，晒黑了的脖子上有道长长的伤痕。听说他是陆军中野学校出身，但不知是真是假。在他身边有个彷佛是升旗帮手的学生，没有人知道这个学生的来历。他理了个小平头，老是穿着学生制服，也不知道他姓啥叫啥，住哪个房间。我从不曾在餐厅或澡堂里遇过他，是否真是学生也不知道。不过因为他总是穿着学生制服，想来大概是学生吧。否则实在也猜不出来会是什么人。和“中野学校”先生不同，他长得矮矮胖胖，肤色白皙。就是这么一对宝，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在宿舍的院子里升旗。

刚搬进宿舍时，好奇起见，我常特地在六点钟起床参观这项爱国仪式。早上六点正，几乎是和收音机的报时分秒不差，这对宝便出现在院子里，“学生制服”不消说，自然是穿着学生制服，外加黑皮鞋；而“中野学校”则一身运动服打扮，外加一双白色布鞋。“学生制服”提着一口薄薄的桐木箱，“中野学校”则提着一台新力牌的手提录音机。“中野学校”

将录音机放在升旗台边之后，“学生制服”便打开木箱。箱子里放着一面折得四四方方的国旗。这时，“学生制服”恭恭敬敬地将国旗递给“中野学校”，好让他为旗穿绳，然后“学生制服”便按下录音机的电源开关。

“我皇治世”（译注：日本国歌名）国旗攀着旗竿，冉冉上升。

唱到“小石的……”时，国旗才升到旗竿中央，唱到“暂且……”时，旗子已经升到顶端了。两人挺直腰（立正），目不转睛地仰望国旗。如果这时天空晴朗，又吹着风的话，那可真是一幕感人的景象了。

傍晚的降旗典礼和升旗典礼大致相同。只不过顺序正好和早上相反。傍晚时是让国旗冉冉下降，然后收进木箱子里。晚上不挂国旗。

为什么晚上不挂国旗？我不知道。晚上这段时间，国家还不是一样存在着，还不是有很多人在工怍？像是火车、计程车的司机、酒吧小姐、上夜班的消防队、大楼的夜间警卫等。

而这些人都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总觉得很不公平。但也许这其实并不挺严重罢！大概也没有人会注意这些罢？会注意的大概只有像我这种人！再说，我也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想到而已，也没打算再深究下去。

宿舍分配房间，原则上是一、二年级学生两个人一间房，三、四年级学生则一人一间。

住两个人的房间约六个榻榻米大，呈长方形，房间尽头的墙壁上镶着一面铝门窗，窗前则分别安上两组可以背向读书的书桌椅。在房门口的左手边还放了一张双层的铁床。家具看来都极简单牢固。除了书桌和床，另外还有两个柜子，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一个固定了的架子。

再怎么往好的方面想，你也绝对没法说这是个诗情画意的环境。大部分的房间架子上都摆着电晶体收音机、吹风机、热水瓶、电热器、即溶咖啡、茶包、方糖、煮泡面的锅子和简单的餐具等等。在水泥壁上贴了些“平凡出击”里的裸照，或是一些不知从哪儿撕来的小电影的海报。也有人开玩笑地贴了两头猪交配的照片，不过这算是极少见的。大部分都是贴裸女或年轻女歌星、女演员的照片。而桌上的书架上则摆了一些教科书、字典、小说等。

由于住的是清一色的男生，大部分的房间都脏得不像话。垃圾筒底黏着些发了霉的橘子皮，被当作菸灰缸来用的空罐子，积了足足有十七公分的菸灰，一冒起烟来，就立刻倒些咖啡或啤酒来灭火，所以房里总是弥漫着一股馊味。每一种餐具都脏兮兮的，到处更是都黏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地板上也尽是些泡面袋子、空啤酒瓶、盖子什么的。但就是没有人会想到要拿支扫把将这些废物扫进畚斗，再拿到垃圾桶去倒。因此，只要一吹起风，地板上的灰尘便跟着飞扬起来，弄得房里灰蒙蒙的。而且，每个房间都飘着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怪味道。味道固然是依房间不同而略有差别，但构成味道的“分子”几乎是一模一样。没别的，就是汗、体臭、还有垃圾。由于大夥儿把脏衣服全堆在床底下，再加上没有人定期去晒晒棉被，棉被又吸进了大量的汗水，味道就臭不可闻。在这一片混沌之中，居然没有致命的传染病发生，直到今天我仍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和他们比起来，我的房间却干净得像太平间一样。地板一尘不染，玻璃窗闪闪发亮，棉被一星期晒一次，铅笔好端端地收到铅笔盒里，连窗都一个月洗一次。我的室友爱干净爱到几近病态。我对其他人说：“这家伙连窗都拆下来冼。”居然没有人相信。没有人知道窗是必须经常清洗的。大家都相信窗一挂上去就挂个大半辈子。“他神经病呀？”他们说道。于是，自此以后，大夥儿都管他叫“纳粹”或“突击队”。

我们的房间不贴暴露的照片，贴的是阿姆斯特丹运河的照片。我本来贴了张裸女，但他却说：“喂！渡边，我……我可不喜欢这玩意儿……”，然后就将它撕下，换上运河的照片。我倒也并不是非贴裸照不可。所以也就没说话了。不过，到我房间来玩的人看了那张运河照片，都说：“这是什么东西啊？”我答道：“「突击队」可是一边盯着，一边手淫哟！”我只是开玩笑地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大夥儿全爽快地相信了。因为大夥儿实在太爽快了，连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