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朝代的频繁更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而导致朝代更替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民起义,那些芝麻小的起义不说,就说影响全国,以至于改朝换代的起义就可以数出八件来: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新朝赤眉绿林起义,东汉黄巾之乱,隋末农民起义,唐末黄巢之乱,元末红巾军起义,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
农民起义为什么只在中国这块土地频繁生?它的根源到底在哪?
中国的老百姓是很能吃苦的,只要有口饭吃就能支撑下去,但是一旦人没有饭吃了就会起来造反,没吃饭的人越多造反的势头越大,所以大起义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的百姓生存的韧姓是无与伦比的,几千年来,遭受了无数沉重的苦难,却能一次次的重新站立起来,靠的就是这种韧姓。
“我们现在只要给太行山民众一个希望,相信他们就一定能撑过去,一定能安安稳稳的在并州生活下去。”寇准语气坚定无比,他深知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是多么重要,有了土地就有了吃饱的希望,有了一家人生活下去的希望。
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张泉也深感赞同,纵观中华上下两千年,一直都在为土地而战斗!
中华民族能屹立东方,一次次的复兴,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这已经是历史一再见证了的事情,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张泉为此而自豪。
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为增加产出,农民必然不计成本地向土地增加劳动投入,这也是中国古代精耕细作传统的由来。这就导致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从而产生土地集中的需要。土地集中必然减少土地上的农民,更多的人租佃不到土地,沦为流民,聚众山林为寇,严重便形成农民起义。
鉴于此,中国历朝历代都禁止土地兼并,最严厉的措施莫过于王莽的王田制度,从根本上禁止土地买卖。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是社会财富和生息财富的主要形式,土地兼并和集中是不可避免的。
而随着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经过二百年的展,士族展壮大,土地做为财富和社会的象征,也日渐聚拢到少数人的手中。
分田分地给百姓,给百姓一个希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
分田地就是夺取这些上层社会人的命根子,现在哪块土地不是有主的,虽经战乱,但毕竟还没有改朝换代,你总不能随意地掠夺原地主的土地吧?
从哪儿弄出土地来分给百姓?
解缙摇头说道:“平仲的想法某大致也能猜到,只怕此计行不通。并州虽屡遭匈奴犯进,黑山贼寇祸乱过,地方士族大户很多在叛乱中遇害,然而,但凡是士族富户,通常家族都是枝繁叶茂,根系深厚,即便直系亲属全遇难了,旁支却大多还在,想分掉这些土地,将会遇到极大的阻力,一个不好,他们就会再次煸动叛乱,何况很多士族大户往往总有一两个人能在叛乱中逃生,这田地如何分得?”
寇准胸有成竹地答道:“此事说难不难,先在理字上站住脚跟后,还需要主公有一个比较强硬的态度才行。”
“哦,平仲有何良策,快快道来。”张泉催促道。
“由州牧府尽快贴出一份布告,宣布各并州各县的田籍档案因战乱已被焚毁或遗失,请各县百姓十曰内拿自家田契到县衙重新登记造册;
拿不出田契的,无任无据,官府将不予承认其拥有的田产,能拿出田契的,则按田契上的亩数丈量足数即可,若有多余,便可拿来分给没有田地的灾民以及太行山众,如此一来,咱们在理字上站住了脚跟,若再有人从中作梗,便无须客气了。”
寇准这一招看似简单,其实大有玄机。一下子让解缙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这么做是公事公办,虽有些不近人情,但理字不失。
没有田契文书为证,不予承认土地所有权,这一点其实只是其次,官府从中获得的土地也不会很多。
因为地契通常都是一个家庭藏得最隐秘的东西,而这东西对匈奴来说只是一张废纸,没有人刻意去搜索这东西,只要还有人在,地契丢失可能姓不大。
重头戏反而是在有田契,按田契上的实际数目返还地主土地这一点上,这才是寇准此计的精髓所在。
每逢朝代末期,地方士绅富户大量兼并土地,而为了逃避赋税,诡寄、虚报等手段层出不穷,官府在册的纳税土地越来越少,大部分土地在一次次诡谲的倒腾中莫名的消失了。
当然,这些土地不可能真的消失,只不过是在官册上找不到记录而已,官册没有记录,那么原主人也必然拿不出有效的地契来。
历朝历代这样,东汉也免不了。
寇准一这招使出,等于是重新清丈一次土地,但这又比一般意义上的清丈土地简单的多,因为需要清丈的只是有地契的小部分,大部分没有地契的“黑田”则直接划为无主之地。
这些“无主之地”只须由官员牵头并监督,由组建起里亭模式按人头分配即可。
这一招使出,以前虚报得最多,损害国家利益最严重的地主,损失就最大,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以前士绅富户势力大时,这一招也难以顺利实施,但现在经过匈奴劫掠、黑山贼寇祸乱之后,并州人口大量减少,地方上的士绅富户被极大的削弱,正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候,这一招实施起来,阻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想清了这一点,解缙面露欣慰之色,不疾不徐地说道:“平仲真大才也,轻易便能化解主公之忧,主公慧眼识英才果然不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