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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2页)

“派蒂现在好老,一脸皱纹,就像老太婆一样。下完蛋,肚皮缩了,好像生了妊娠纹。连走路都没力气,走两步就要喘半天。”老婆说。

女儿则在日记上写:“我的螳螂很老了,她的肌肉已经没有力气去抓虫,她大概有一百岁了。”

老师问:“你怎么知道她几岁了?”

女儿第二天则写道:“因为她很老而且很怯懦。”但是才隔一天,她又改口了,在日记上写:“我想我的螳螂又要生蛋了。我爸爸说螳螂生蛋之后就会死。但是我的螳螂没有死。我爸爸又说,再生的蛋不会孵化,因为没有男生。”

老师大概知道小丫头不懂为什么“没男生”,就不会孵化,于是加注了两句:螳螂需要公的螳螂,然后蛋才能孵化。“

小孩太小,老师不能解释太多,说了等于没说。

但我真是佩服女儿的这位老师。她每天早上叫孩子们写日记,然后立刻看。在看的过程中,了解孩子生活的情况。该辅导的辅导,该安慰的安慰。

我曾经问她为什么不改学生拼错的字。譬如女儿会把daddy(爹地)写成dead(死),又把said(说)写成sad(悲哀)。天哪!如果她原来的意思是“爹地说”,就变成“死悲哀”了。

但老师有她的看法,她说应该鼓励小孩尽量试着用自己的话去拼、去猜。一边读书、一面学,渐渐自然会发现错误而自己改正。教小孩最重要的不要求他们拼得对、背得牢。而是使他们喜欢学习、喜欢表达,觉得那是一种快乐。

这使我想起以前在师大教“朗诵诗”。那时我很没耐性,学生朗诵得稍稍令我不满意,就要发雷霆。可是有一天,教一半,临时有电话,出去接,等打完电话回去的时候,远远听到学生自己在教室练习,比我在场时好得多。

我后来想,他们一定是因为我不在,不紧张,可以大胆地发挥,所以朗诵得好。从此以后,我发下一首诗,常不示范,要他们自己去想、自己去练。果然,由一开始时的乱七八糟,渐渐有了默契,反而表达得更整齐、更有灵性。因为他们不是靠我硬性灌输的概念,和示范的音节去朗诵,而是在自己心领神会之后,作了性灵的沟通。

也记得最近在台湾,到朋友家作客,那朋友的孩子正在作功课,抬头问爸爸:“鸟住在哪里?”

“当然是树上。”朋友答。

“不!不!不!”我立刻纠正:“有些鸟,像是鱼狗,会在岸边挖洞,住在土洞里;有些水鸟像大雁,会衔草铺在岸边作窝;又有些水鸟,像鸳鸯,会飞到距水一段距离之外,住在树洞里……”

我朋友听着听着,把眼睛睁得愈来愈大,最后打断我的话:“你帮帮忙好不好!照你这么答,我孩子一定不及格。”

当然,国内在教育观念上,这些年也有很大的改变。譬如数学,三乘四等于十二的题目,可能在起初写为3+3+3+3=12,我的朋友看了说:“真笨,教小孩背三四一十二就好了。何必这么麻烦?”

我说:“这样才对呀!你教孩子背公式之前,先应该使他有数字的概念,而不是硬背‘方法’。”又强调:“如果你希望他只是答得快、考得好,可以硬背;但是如果你希望他将来成为伟大的数学家、科学家,就要让孩子从小有基本的概念……”

他又打断我:“伟大管屁?考好最重要!”

我摊摊手,心想:现在我们虽然有了许多一流的老师,似乎还得加把劲,教育出一流的家长。

只是,我又想:眼前这位老友,是留美的硕士,又位居要津,他不可能没有开放的观念,会不会因为升学的压力,使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问题是,制式的教育,造成制式的思想;制式的思想造成刻板和狭隘。这与追求民主化、国际化的国家发展方向,不是背道而驰吗?教条与公式的压力下,使人们的创造力即使是“天马”,也无法“行空”。失去了想的自由,就不可能出现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科学家。

庆生之杀

一月二十九日

前天深夜回到纽约。

每个老朋友大概都知道,要在纽约找我,最有把握的日子,就是一月底。不管我的行程如何复杂,又怎么改,一月底,我必定会回到长岛的家中,为女儿过生日。

今天是小帆的七岁生日,也是派蒂的大日子,因为女儿要带派蒂去学校给同学看。

说实在话,我作梦也没到,这螳螂居然能那么长寿,不但活过新年,而且熬到了元月底。

这一个月,纽约下了数十年来最大的雪,雪压断了树,打断了电线,连着停了好几次电,不得不点火炉取暖。但是派蒂,这个应该活在夏日的螳螂,居然好端端地度过了。

当然,今天的派蒂已经不是去年的派蒂,她虽然还是位杀手,也还能出手抓虫,但正如女儿日记写的,她的肌肉已经没力气。既然失去了活力,也就变得怯懦。

在台北看女儿日记,还不懂她为什么说派蒂“怯懦”。直到回来亲眼看见,才发觉那确实是一种“怯懦”。

当我把蟋蟀丢进去,派蒂不再如年轻时,主动地立刻去抓。她不动,等着猎物上门。也不是完全不动,常常仍然走到罐底,站在那儿发呆,或者偶尔“出手”,却是“虚招”,并不真把蟋蟀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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