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6部分（第2页）

——再悼陈布雷先生

陈布雷先生的遗书，由治丧委员会汇集发表了。从布雷先生的遗书上，我们看出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并发现了他忧劳成疾的痛苦，感激轻生的意志。而他对于总裁纯洁质直的忠诚，对于三民主义革命成功的信念，对于同志加紧奋斗的鼓励，正与他对于自己不能继续工作，不能集中思虑的失望，互为矛盾，互相缴绕，造成他心理的症结，促使他继先烈陈天华先生蹈海之后，出于服药过量结束一生悲痛欲绝之一途。

国民党方面终于公开承认陈布雷是自杀的，是“油尽灯枯”，绝望轻生；对于陈布雷的清正廉洁则无一不为之敬佩。

陈布雷墓（位于杭州九溪十八涧）没有几个月，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又过了10天，5月3日拂晓，人民解放军三野七兵团21军的先头部队61师经九溪抢占了钱江大桥，与23军一起解放了杭州城。

湖山烟云，白骨长埋。杭州西子湖畔，九溪十八涧的陈布雷墓碑孤零零地竖立着。他，国民党阵营中少有的一个才华横溢、品质高洁的才子，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性，在政治上走错了路。他对蒋介石是忠心耿耿的，但像他那样极顶聪颖的人，对前途不能说毫无认识。特别是王朝末日，穷途末路，他的认识当然越来越清楚，但他的软弱和封建意识的羁縻又使他不能自拔，也无法自拔。当他回忆二十几年的境遇时，留下的当然只有无限的悔恨、幻灭和悲哀，结果必然会走上自杀的道路。陈布雷自杀是一幕悲剧，陈布雷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遗书的公开发表（1）

陈布雷遗体是1948年11月15日在南京中国殡仪馆的崇敬堂大殓的，当时灵堂四壁素联，首先是蒋介石的“当代完人”横幅，还有李宗仁的“有笔如椽，谠论雄文惊一代；赤心谋国，渊谟忠荩炳千秋”，孙科的“慎独存诚襄大业；长才济世著文章”，朱家骅的“为政不忘清勤慎，居家无愧孝友慈”等等，而他的许多遗书则是在11月24日后才公开发表，而且是经过蒋介石点头后才公开发表的。

中央社有一条消息说到陈布雷的所有遗书、手书、杂记都“呈总裁阅览，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瘁，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惊，即将其遗书发交治丧委员会照相制版发表”，“中常会听取报告时，对于布雷先生杂记中‘油尽灯枯’等语，咸不胜其哀悼，而布雷先生期望本党同志团结一致加紧奋斗之遗言，更使一般同志为之感奋。其对总裁之爱戴，对友朋之诚挚，对夫人体念之深，对弟兄友爱之笃，对公子教诲之切，以及其对身后公私事务处理之周密，皆可于各项书信中见之。”中央社这则消息遮遮盖盖，但也说出了一些真情。

在遗书正式发表时，蒋介石还先发了一个褒扬令：

总统府国策顾问、前国民政府委员陈布雷，志行忠纯，学识宏达。早岁致力于新闻事业，鼓吹共和；宣导革命，丕振声风。两绾浙省教育行政，一襄###务。允厘厥职，士论系归。嗣赞戎机，值倭寇侵凌，夙夜忧勤，竭尽劳动；弘济艰巨，勋重邦国。近来翊赞国府，筹策谟献，胥关大计，股肱心膂，匡弼实多。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讵意国难未纾，遽尔永逝。天夺良辅，痛悼弥深。应予明令褒扬，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用示笃念勋贤之至意。此令。

接着就是陈布雷给其妻王允默之遗书，给随身陶副官之短笺，给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的遗嘱，给四弟、六弟、八弟之遗书，给洪兰友、张道藩等的信，最后是给秘书蒋君章、金省吾的函，这些遗书在上面都已说过了。

陈布雷给蒋介石和家属、朋友、属下的信中都一致避免说出真相，这是因为他知道，不能给家属等留下后患，所以送交蒋介石亲阅后，蒋介石认为公诸于世也无妨，这是陈布雷的绝顶聪明处。所以陈布雷死后，家属兄弟等均未受到牵累。蒋介石明令褒奖中有的评价如“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还是有事实根据的。如陈布雷给秘书蒋君章等留函中最后有“另纸各书，请两兄注意，深谢相随数年之厚意”一共有10条，摘录原文如下：

一、即嘱叔谅或叔同来（急请其以电话告《申报》六弟训，并告祖望弟），说我病危，要其陪内子来京一行。

二、遗留数函（在公事皮包内）分别投寄。（另委座函即托宏涛呈阅。）

三、实之弟如可请假，请其来寓帮同照料。（兰友、芷町两兄，请其来寓主持）他人不必惊动。

四、宣传小组文件一包（存在铁箱内）（存款簿及支票簿），君章见即交黄部长少谷、道藩、惟果、希圣诸兄。

五、卧室后间橱内，有小箱一只，标明BSS，内藏侍从室时代历年所办有关外交文件卷夹，此可检交周宏涛见汇存于机密本案之内。

以上五条者都是一一托付兄弟和朋友、同事，公事和家事，条理分明，可见陈布雷自杀之前头脑是很清晰的，交待得极为详细，后面五条是处理死后丧葬及公私财物事，也交待得非常具体：

六、物价日高，务必薄敛、薄棺、薄埋，如可能则葬我于南京郊外永安公墓（或城内有公墓处亦佳），葬事请于三至五天内办毕。

七、寓中新沙发三把及单背椅十把，系宣传小组之物，应移交宣传部。

八、善后事办毕后，京寓即结束，切劝内子早日返沪，依其姐以居。

九、可询明内子后，对陶副官送三百元，严尚友（一百元），分别致送酬劳金，以酬其忠实，徐正良亦酌发若干元亦可。

遗书的公开发表（2）

十、兄等忠勤相随，我无以为报，只有感谢，但此为兄等最后对我之相助，千祈于结束事多多尽力。

我在床下新皮箱内，尚存有金圆券七百元，可以取用，此外只有存农行信用簿及存京大来之两笔存款，为数不多。

“公以处事、诚以待人”

陈布雷的秘书蒋君章在当时有一文回忆还是比较真切的，文说：

从布雷先生遗书的日子来推敲，他决心绝命，是在11月11日。这一天上午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时间拖得很长，我们等他回来吃饭。他回来的时候，脸色大变；他也以脸色如何为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对生命有一个决定的措施。因为就在饭桌上，他和我们作了一次向所未有的谈话，郑重地谈了一小时多，谈话的内容，这里因为篇幅不能详述。他在上楼的时候，吩咐我不要让客人见他，他需要休息。我太重视“需要休息”这一句话了，因此，在两天中，我没有排闼直入过一次，而布雷先生就得到这样从容的机会，写这么多的遗书，而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我追悔莫及的另一点。我个人对于布雷先生的逝世，最感遗憾而悔恨莫及的，就是最后一次晚饭，我没有和他共同进餐。最后一个晚上，我没有同他聊天。那次晚餐，我因为临时有应酬，所以特嘱同事陈君留伴，据说情形已比平常不同，饭吃得特别快，莱仅吃靠近一碗，吃完匆匆上楼，这便是心中有事的表现。如果我和他共同进餐，我想我一定会注意这种情形，而预先予以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布雷先生自还都以后，睡眠的时间比较提早，如无特别事故，晚间11时至12时常可就寝，这是我们费了多少力量的结果。他的习惯，睡眠之前半小时服安眠药二三粒，在这个时间，欢喜有人去聊天，我就在这个时间常常和他谈些轻松的事件，约20分钟后退出。在这个最后的一晚，我正在《中央日报》轮值，归时稍晚，他寝室中已经灯光依稀，是已经下帘的样子，所以我就没有上楼，也许这个时候，他正在服药。事后检查，他所服之药计一瓶又一瓶的三分之二，地板上掉下几粒，推想他服药时是相当的紧张。如果这时候我上去一下，也许可以发现什么而预为防范，或有免此悲剧之可能。不过，先生的厌世，是抱有最大决心的。最后一天（12日）下午，芷町先生来谈，达两小时之久，慰劝备至，先生表示嘉纳者再，绝未暴露任何破绽。他服了这样多的药，还恐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