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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耿天龙对我的到来总是很欢迎的,他很寂寞地生活在河边的这座小院里,儿女都不在身边,以前的部下都不来看他了,感叹世态炎凉的时候,就常常陷入到对往事的回忆中,他说当年连县长书记都对他客客气气礼貌有加,找他批计划的人讨好地说着谄媚的话,像蚊子一样叮住他。他叹了一口气:“在台上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领导艺术,退下来后,我才悟出来,当官跟唱戏一样,以台上能唱戏和有戏唱的时候,表演得跟艺术一样,就有人鼓掌喝彩;下台后台没戏唱的时候,一卸装,既没有人喝彩,艺术也没有了。时间一长,人们还要为新上台表演的人喝彩,老戏子,人老珠黄,就像一串报废的钥匙,就被人忘了。想起来当官真没意思。”

耿天龙基本上靠回忆过日子。所以我让他回忆往事,他总是兴致很高,往事如同一把刺刀,也如同一枚勋章,耿天龙抚摸着刺刀和勋章脸上的老人斑涨得通红。这时候,我就想,一个人没有历史就好了,但没有历史的人只能是死在腹中的胎儿或人工流产的一团血晕。

人逃脱不了历史对他的定义。

我问耿老,“我舅舅怎么想到要把你送到大牢里去?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耿老说:“上次我跟你说过,我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但被郑天良逼着提前一年半退休了。他要把我送到牢里去,结果我没去他去了,还丢了性命。”

我说:“这个绝妙的讽刺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向您老求教。”

耿老说:“在中国当官,脑子一定要会拐弯才行,也就是要会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这两年找到我向我道歉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起过,比如说,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反过来如果人民不为你服务,这种官谁还愿意当呢?你不仅要懂得个人服从组织,还要懂得组织服从个人;不仅要懂得少数服从多数,还要懂得多数服从少数,一般人只知道前半句,后半句却一辈子也不知道,这里面辩证法学问大着呢。权力是人民给的,但帽子是领导发的,民主的目的是为了集中,集中下的民主就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真理有时候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比如说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郑天良后来知道了这其中的奥秘了,但已经晚了,这就像一个肺癌扩散了的病人忙着戒烟,意义不大了。他对我说,我们之间的事早就一笔勾销了,但他与别人之间的事就不是我能勾销得了的了。

耿天龙的话让我在云山雾罩中稀里糊涂,因为我没当过官,他说的那些抽象而深奥的道理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共产党员面对一本李洪志的《转法轮》。我说:“耿老,你的有些观点,我听不懂,也不敢苟同。你还是说说和我舅舅之间的事吧?”

郑天良坐在副县长办公室里很不习惯,他先是让政府办的工作人员将真皮椅换成了木头椅子,然后又让他们将办公室里两盆水仙和茶花盆景端了出去,他说“办公室是办公的地方,搞什么花花草草的小资情调!”他时常打开窗子,看县城里高高低低房屋像一堆摊开的麻将一样杂乱无章,他就意识到合安县实际上还是一个穷县,一种改天换地的使命感常常让他热血沸腾,只是县政府的“七五”规划让他跟黄以恒县长始终不能统一认识,“五八十”工程虽然理想宏伟,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五八十”工程即“七五期间县城建设五条三纵两横的千米的商贸大道,八个亿元乡镇,新建和改建十个亿元产值大型企业。”郑天良觉得马坝乡是全省十强乡镇第六位了,一万三千亩耕地、大小十三个乡镇企业,工农业最高产值不过九千多万,而其他乡镇只有两三千万,五年翻个番还要拐个弯,只能是一种想象而已;县城人口一万人不到,五条千米商贸大道全部开张只能是有场无市的结局,城建拆迁重建资金更是无法落实,而在这个交通并不占优势的小县城建十个亿元企业更是异想天开。县长办公会上,黄以恒一再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要有勇气要有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郑天良说:“这是大跃进的做法,根本不是什么改革。”黄以恒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马坝乡已经接近亿元了,全县二十八个乡镇用五年时间还没有四分之一能赶上现在的马坝吗?同志们再想一想,五条商贸大道建成后,筑巢引凤,两年免税,三年减税,提供优惠政策,乡镇和外地的商贩们还不来吗,可以提前发售商铺,将资金先拿过来建设,这叫借船下海借鸡下蛋。十个亿元企业,我们努力一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现在有许多新项目在等待开发,我们到省里跑资金,到银行去贷资金,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错过了机会,我们就有愧于时代,有愧于人民的重托。说句心里话,干不出成绩来,我们这届政府对上对下对自己都交待不过去。老郑,你说呢?”

黄以恒在郑天良任副县长后,改称郑天良“老郑”,以前称“郑书记”,是上级对下级的尊重,是对郑天良没有提拔的一种安慰,现在则没有必要了。郑天良将没抽完的烟按进烟缸里,烟熏得他的鼻子和眼睛紧凑了起来,他说:“作为讨论意见,我发表的是个人看法,我希望在人大通过前,要找专家权威充分论证,我们除了热情之外,剩下的就是对专业论证的无知和盲目。”

其他几位副县长都说,黄以恒同志的“五八十”工程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是我县未来五年方向性的发展规划,他们都很圆滑地说:“专家对规划的论证是可以的,局部的细节在专家指导下也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但整体的发展框架不应该有什么变动。”

黄以恒听到其他副县长的态度和立场基本比较鲜明,也就很民主地对郑天良说:“老郑呀,七五规划还在讨论过程中,你的一些意见还是很值得我思考的,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避免走弯路和多交学费。有些问题,私下我再跟你交换意见。怎么样?”

黄以恒对郑天良在公开场合下一向是很尊重的,尽管改称“老郑”,但外界的人都能看出来黄以恒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县长,他的身上从来看不到年轻干部的张狂和不可一世,即使是一些很权威的决定和严厉的举措,在他的手中也会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出现。其实这就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素质,即协调能力和领导艺术。倒是大多数人发现郑天良有些自命不凡,居功自傲,对黄以恒县长有些不以为然的样子。有些事不要你说出来,大家凭鼻子都能嗅出来。

郑天良走在县委大院里每天接受着各部门下级的恭维和尊敬,“郑县长早!”“郑县长吃过饭了?”他梦游一样地嗯哈着,心里却想着自己能做些什么,他发觉自己做不了什么,因为副县长是协助县长分管一摊子工作,而不是由自己来决定一摊子工作。以前在乡里没有体会到副职的被动角色,现在他真有些感到还不如到乡镇去干一把手,大学刚毕业虽当过两年公社副书记,但那时除了大批判外,实际上是没多少事干的。多少年后,他才知道,有的人只适合干一把手,而有的人就一辈子只能是干副手,因为你就是副手的料。郑天良当助手很别扭,工作起来就像一个剽悍的拳击手始终向空气出拳,用不上力。

他对工业很感兴趣,这都是因为合和酱菜为他建立起的自信,所以他经常往各企业跑,县直企业的形势非常糟糕,主要问题是技术力量严重不足,经营观念保守滞后,生产管理随心所欲。他跟黄以恒交换了这些意见,黄以恒说:“你说的很正确,这是全国性的普遍问题,抓住了这些问题,工作就是有的放矢了。所以你的调研是很重要的。”郑天良听了这些话很不舒服,他觉得黄以恒的话说了等于没说,表扬却又像批评,既然“发现的很重要”,重要的却又是“全国性的普遍性的问题”,这就像一个人说“人活着血液是流动的”,这一发现当然是重要的,但由于是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的道理,所以也是毫无意义的,是一句重要的废话。郑天良感到跟黄以恒工作有点猜谜一样的费力。

他对分管的商贸这一块过问很少,直到有一天七十多岁的老新四军段老责问郑天良的时候,他才开始对耿天龙痛下杀手。

段老是原县武装部退休的老新四军,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拄着一根桑木棍子,摇摇晃晃地撞进了郑天良的办公室,郑天良看到他的胸前还别着几枚勋章,其中有“华东战斗英雄”勋章、“抗日二级英模”勋章、“渡江功臣”勋章等。段老是由黄以恒的秘书宣中阳带进来的。宣中阳对段老说:“这就是郑县长。”

宣中阳走后,郑天良正要给段老让座,段老就怒目圆睁,用桑木棍子敲着郑天良的桌子骂道:“他娘的,老子去年就要一台彩电了,到今年还不给我,说计划已经分完了。你们这些县长是只吃饭不拉屎的?”

郑天良一头雾水,他只好忍着骂,请段老坐下来说:“有什么话,坐下来慢慢说。”

段老用桑木棍子又捣了一下桌腿:“耿天龙这个王八蛋,他糊我两年了,他娘的,江山是老子们打下来的,这帮龟孙子们给我耍起了滑头,要是我手里有枪,我他娘的一枪崩了他。”

段老说彩电计划都给耿天龙儿子卖高价了,他说:“老子们打江山,打下江山后让这帮混蛋搞官倒!”他还骂道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搞官倒,段老说:“老子要到中央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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