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很快就习惯了我不完整的语言,并且能解答我所提出的问题,及时纠正我的错误。我在课堂上无法记笔记和做练习,于是在课后用打字机写作文和做翻译。
莎莉文小姐每天和我一起上课,以她无限的耐心把老师们所讲的都写在我手中。
自修时间,她帮我从字典上查出生字,帮助我把没有凸字的笔记和课本反复阅读。
这些事情的单调和枯燥是难以想像的。
德语老师葛洛和校长吉尔曼是学校里惟一学过手语来指导我的老师。虽然葛洛小姐拼字时,是如此缓慢和不得法,然而她一片苦心,辛辛苦苦地每星期为我上两节特别课,把她的教学内容写出来,好让莎莉文老师能够休息片刻。虽然每个人都这么仁慈地想帮助我,可惜的是,能使辛苦的工作变成快乐的只有一个人。
在这一年里,我学习了数学、拉丁语语法,阅读完恺撒《高卢战记》的前三章。
在德语方面,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阅读了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佛雷格的《菲特烈大帝统治时代散记》、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米娜。封彭尔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这些德文书给我以极大的愉快,特别是席勒的那些美妙绝伦的抒情诗,菲特烈大帝的丰功伟绩的历史,以及歌德生平的记述,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哈尔茨山游记》让人回味无穷,它用诙谐、引人人胜的语句描写了那盖满蔓藤的山冈,在阳光下泪泪奔流的小溪,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野蛮地区,还有神话中的灰姑娘——只有把自己的情爱嗜好完全融合在大自然中的人,才能写出如此生动的篇章。
吉尔曼先生教了我好几个月的英国文学。我们一起阅读了《皆大欢喜》,贝尔克的《调停美洲的演讲词》、麦考利的《塞缨尔。约翰逊传》。吉尔曼先生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十分渊博,讲解起来出神人化,使学习变得兴趣盎然,是机械背诵和记笔记所无法比拟的。
在我所读过的政治著作中,伯克的演说是最启发人的。我的心随着岁月的动荡而动荡,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都纷纷展现在我眼前。伯克滔滔不绝的雄辩,预言如果坚持敌对,得益的将是美国,英国将蒙受屈辱。我十分困惑的是,英王和大臣们为什么对伯克的预言充耳不闻。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种子,竟然播种在无知与腐朽的草堆里,令而叹息。
麦考利的《塞缨尔。约翰逊传》读起来兴趣盎然,但情趣迥异。这个孤独者在克鲁勃大街忍受着苦难,却对那些卑微的劳苦大众给予慰藉,伸出援助的手臂。他的一切成功都使我兴高采烈,而遇到的过失则避开不看。我惊异的不是他这些过失,而是这些过失竟然未能使他的精神蒙受损失。麦考利才华出众,他犀利的笔锋化腐朽为神奇,确实令人钦佩,然而他的自负有时却令我厌烦。还有他那迁就实用而牺牲真理的做法,我也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
在剑桥中学,我一生中头一次享受到和同龄、视听正常的女孩生活在一起的情趣。我同几个同学居住在临近校舍的一间房子里,好像住在家里一样。我们一起做游戏、捉迷藏、打雪仗。我们常常携手漫步,讨论功课,高声朗读美妙的作品。有些女孩也学会了手语,彼此之间的交流已经不需要莎莉文老师从中翻译了。
圣诞节到了,母亲和妹妹来和我共度节日。吉尔曼先生照顾我们,让米珠丽进入剑桥中学学习。因此,她就和我一起留在剑桥形影不离地度过了6个月快乐的时光。
1897年6月29日到7月3日,我参加了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考试的科目有初级和高级德语、法语、拉丁语、英语、希腊文,以及罗马史,考试时间共9个小时。我不但每科都及格了,而且德语和英语得了“优”。
在这里,我想描述一下当时考试的情形。每门功课总共有16分——初级考试12分,高级考试4分。每次至少要得到15分。试卷于早晨9点钟由专人从哈佛送到德克利夫。试卷上不写名字,只写号码,我的号码是233号。但因为我用打字机答卷,所以试卷不是秘密的。
为了避免打字机的声音吵扰别人,我独自一人在一个房间里考试。吉尔曼先生把试题用手语字母读给我听,门口有人守着。
第一天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把试卷通读一遍,我又一句一句地复述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读,以确保我所听到的正确无误。考题相当难,我用打字答题,心里十分紧张。吉尔曼先生把我打出的解答读给我听。我告诉他需要改的地方,由他改上去。这样的方便条件,在我以后的考试中再也没有过了。进了德克利夫学院以后,在考试时,我写完答案就没有人读给我听了。除非时间允许,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加以改正。即使有时间,也只是根据我的记忆把要改正的统统写在卷子的末尾。如果我初试的成绩比复试好的话,那有两个原因:一是复试时无人把我打出的答案读给我听;二是初试的科目有些是进剑桥学校以前就有了一些基础的,因为在年初我就已通过了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试题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大学的旧考题。
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卷交给监考人并写了一个证明,说明是我的(233号考生)答卷。
其它几门科目的考试,情况相仿,但都没有德语那样难。我记得那天拉丁文卷子交给我时,希林教授走来对我说,我的德语考试已获通过,并且成绩很好,这使我信心倍增,轻松愉快而又得心应手地完成了整个重要的考试。
第二十节 冲破逆境
在剑桥中学上二年级时,我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是,在最初几个星期里,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吉尔曼先生同意我这学年主修数学,此外还必须完成天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但不幸的是,课程已经开始了,而我所需要的许多书籍都未能及时得到凸字版i同时缺乏某些课程所必需的重要的学习器具。加上我所在班级人数很多,老师无法给我特别的辅导。莎莉文小姐不得不为我读所有的书并翻译老师的讲解。她这双灵巧的手已经胜任不了所担负的任务了,这是11年来所未有的。
代数、几何和物理的算题按规定必须在课堂上做,但我无法做得到的。直到我们买到了一架盲文打字机,借助这架机器我可以“写”下解答的每一步骤。黑板上的几何图形,我的眼睛是看不见的。我弄懂几何图形概念的惟一方法,是用直的和弯曲的铅丝在坐垫上做成几何图形。至于图中的字母符号,以及假设、结论和证明的各个步骤,则完全靠脑子记忆。
总之,学习中处处是障碍。有时候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而且还把这种情绪流露出来,至今思念及此,我就惭愧万分。特别是回忆起为此而向莎莉文小姐发脾气时,心里格外羞愧。因为她不但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是为我披荆斩棘的人。
渐渐地,这些困难都消失了,凸字书籍和其他的学习器具都陆续到达了,我又恢复了信心投人到学习中。
代数和几何是我需要努力去学习的两门课程。如前所述,我对数学没有悟性,加之许多观点无法如愿以偿得到满意的解释。我对几何图形更是头疼,即使在椅垫上拼了许多图形,我也分不清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一直到基思先生来教我数学时,才有了突破。
谁知道,这些困难刚刚得到克服,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一切都发生了大变化。
在我的书本未到之前,吉尔曼先生已开始向莎莉文小姐指出,我的课程太重了,并且不顾我严肃的抗议,减少了我的课时。
起初,我们同意在必要的情况下,用5年时间来为考大学做准备。但第一学年结束后,我的考试成绩使莎莉文小姐、哈博女士(学校的教务长)以及另一位老师相信,我再学两年就可以完成考试的准备了。最初,吉尔曼先生也赞同这一点,但后来看到我的功课进展不够顺,又坚持我必须再读3年。我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我希望能同其他同学一起进入大学。
11月17日那天我有点不舒服,没有去上课。尽管莎莉文小姐向吉尔曼先生解释只是一点小小的毛病,但吉尔曼先生,却认为我的身体被功课压垮了,于是将我的学习计划全面修改了,以致于使我不能跟着班上的同学一起参加期末考试。由于吉尔曼先生与莎莉文小姐发生意见分歧,母亲决定让我同妹妹米珠丽一同从剑桥退学。
经过这段周折,母亲安排请剑桥中学的基思先生担任我的辅导教师,指导我继续学习。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