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我跑开了。
我逃跑,因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伤害。我转身离开小巷、离开哈桑的时候,心里这样对自己说。我试图让自己这么认为。说真的,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出于软弱,因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觉得阿塞夫说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免费的。为了赢回爸爸,也许哈桑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我必须宰割的羔羊。这是个公平的代价吗?我还来不及抑止,答案就从意识中冒出来:他只是个哈扎拉人,不是吗?
我沿着来路跑回去,回到那个空无一人的市场。我跌撞上一家小店铺,斜倚着那紧闭的推门。我站在那儿,气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并没有变成这个样子。
约莫隔了十五分钟,我听到人声,还有脚步声。我躲在那家小店,望着阿塞夫和那两个人走过,笑声飘过空荡荡的过道。我强迫自己再等十分钟。然后我走回到那条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满是车痕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眯起眼睛,看见哈桑慢慢朝我走来。在河边一棵光秃秃的桦树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里拿着那只蓝风筝,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东西。时至今日,我无法扯谎说自己当时没有查看风筝是否有什么裂痕。他的长袍前方沾满泥土,衬衣领子下面开裂。他站着,双腿摇摇晃晃,似乎随时都会倒下。接着他站稳了,把风筝递给我。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逝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他开始说些什么,但他有点哽咽。他闭上嘴巴,张开,又闭上,往后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脸。就在当时,我几乎就要和哈桑谈论起在小巷里头发生的事情来。我原以为他会痛哭流涕,但,谢天谢地,他没有,而我假装没有听到他喉咙的哽咽。就像我假装没有看到他裤子后面深色的污渍一样。也假装没有看到从他双腿之间滴下的血滴,它们滴下来,将雪地染成黑色。
“老爷会担心的。”他就说了这么一句。他转过头,蹒跚着走开。
事情就如我想像的那样。我打开门,走进那烟雾缭绕的书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听着收音机传出的劈里啪啦的新闻。他们转过头,接着爸爸嘴角亮起一丝笑容,他张开双手,我把脸埋在他温暖的胸膛上,哭起来。爸爸紧紧抱着我,不断抚摸着我的后背。在他怀里,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那感觉真好。
第八章(1)
有一个星期,我几乎没有看见哈桑。我起床,发现面包已经烤好,茶已经泡好,还有个水煮蛋,统统放在厨房的桌子上。我当天要穿的衣服已经熨好叠好,摆在门廊的藤椅上,过去哈桑就在那儿熨衣服。他总是等我坐下来吃早餐才熨——这样我们就有机会谈谈心了。过去他还唱歌,在熨斗的嘶嘶声中,哼着那些古老的哈扎拉民谣,歌唱那郁金香盛开的原野。现在迎接我的,只有叠好的衣服,此外,还有那顿我已经吃不下去的早餐。
某个阴天的早晨,我正在拨弄着餐盘里的水煮蛋。阿里背着一捆劈好的柴走进来,我问他哈桑到哪里去了。
“他回去睡觉了。”阿里说,他在火炉前跪低,拉开那个小方门。
“哈桑今天会陪我玩吗?”
阿里怔了怔,手里拿着一根木头,脸上掠过一丝担忧。“迟些吧,看起来他只想睡觉。他把活干完——我看着他做完——可是随后他就只愿意裹在毛毯下面了。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
“你问吧。”
“风筝比赛过后,他回家的时候有点流血,衬衣也破了。我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了,他说没事,只是在争风筝的时候跟几个小孩发生了冲突。”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在盘子里拨弄着那个鸡蛋。
“他到底怎么了,阿米尔少爷?他对我隐瞒了什么吗?”
我耸耸肩:“我哪里知道?”
“你会告诉我的,对吗?安拉保佑,如果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会告诉我吗?”
“就像我说的,我哪里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我不耐烦地说,“也许他生病了。人们总是会生病的,阿里。看吧,你想冻死我呢,还是准备给炉子点火?”
当天夜里,我问爸爸可不可以在星期五带我去贾拉拉巴德[1]Jalalabad,阿富汗东部城市。[1]。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皮转椅上,看着报纸。他把报纸放下,摘下那副我很讨厌的老花镜。爸爸又不老,一点都不老,还有好多年可以活,可是他干吗要戴那副愚蠢的眼镜啊?
“当然可以!”他说。最近,爸爸对我有求必应。不止这些,两个晚上之前,他还问我要不要去亚雅纳电影院看查尔顿·赫斯顿主演的《万世英雄》。“你想让哈桑跟着去贾拉拉巴德吗?”
为什么爸爸总是如此扫兴呢?“他不舒服。”我说。
“真的?”爸爸仍坐在椅子上,“他怎么啦?”
我耸耸肩,在火炉边的沙发坐下来。“他可能感冒了或者什么吧。阿里说他每天总是在睡觉。”
“这几天我很少见到哈桑。”爸爸说,“仅仅是这样吗?感冒?”看到他双眉紧蹙,忧虑溢于言表,我十分不满。
“只是感冒而已啦,我们星期五去,是吗,爸爸?”
“是,是,”爸爸说,推着书桌站起来,“哈桑不能去,太糟糕了。我想他要是能去,你会更加开心的。”
“好吧,我们两个也可以很开心啊。”我说。
爸爸笑着,眨眨眼,“穿暖和些。”
本来就应该只有我们两个——我就希望这样——但星期三那夜,爸爸设法邀请了另外二十来个人。他打电话给他堂弟霍玛勇——实际上他是爸爸第二个堂弟——说星期五会到贾拉拉巴德去。霍玛勇曾在法国进修机械工程,如今在贾拉拉巴德有座房子,他说欢迎大家都去,他会带上他的孩子和两个老婆。还有,雪菲嘉表姐和家人从赫拉特到访,目前还在,或许她也想一起去。而这次雪菲嘉来喀布尔住在表哥纳德家,所以也得邀请他们一家,虽然霍玛勇跟纳德向来不和。倘使邀请了纳德,自然也得请他的哥哥法拉克,要不就伤害到他的感情了,并且下个月他们的女儿结婚,可能会因此不邀请霍玛勇……
我们坐满了三辆旅行车。我跟爸爸、拉辛汗、霍玛勇“卡卡”搭一辆车——小时候爸爸教我管男性长辈叫“卡卡”,也就是叔叔伯伯,管女性长辈叫“卡哈拉”,也就是姑姑阿姨。霍玛勇叔叔的两个老婆也跟我们一起——较老那个满脸皱纹,手上长着肉瘤;较年轻那个则浑身散发着香水的味道,跳舞的时候老闭着眼睛——还有霍玛勇叔叔那对双胞胎女儿。我坐在最后一排,晕车并且头昏眼花,被那对双胞胎夹在中间,她们不停地越过我的膝盖,相互拍打。通往贾拉拉巴德的是条盘旋的山路,要两个小时的颠簸才能走完,车每次急转都会让我的胃翻江倒海。车里每个人都在说话,同时大声说话,近乎叫喊,这是阿富汗人交谈的方式。我问了双胞胎中的一个——法茜拉或者卡丽玛,我总是分不清她们谁是谁——问她愿不愿意让我换到窗边的位置去,因为我晕车,需要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她伸了伸舌头,说不。我告诉她无所谓,不过我也许会呕吐,弄脏她的新衣服。隔了一会儿,我把头伸出车窗外面。我看见路面坑坑洼洼,高低起伏,盘旋着消失在山那边;数着从我们车边经过的货车,它们五颜六色,载满喧哗的乘客,蹒跚前进。我试图合上双眼,让风扑打我的脸颊;我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吸着干净的空气,但仍没有觉得好一些。有人用手指戳了我一下,是法茜拉或者卡丽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