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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10月初的一个深夜，月色朦胧。布劳恩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一位叫林刚的中国同志陪同下启程。布劳恩提着一个小手提箱，为防意外，怀里还掖着几百美金。他口袋中深藏着一本中国国内护照，其中填好要去的地区有意不包括他的目的地——江西。华尔顿派了一辆德国牌照的轿车送他们到黄浦码头，随后他们登上一艘英国货轮，消失在浩淼的大海之中。

第三天早晨，船到广东汕头，林刚找到了特科交通站的联络员王军，并立即由他带路，乘一辆长途客车北上，向内地潮安进发。潮安是国民党的封锁区，再往北就是中央苏区了。他们到潮安后步行出城，向潮江江畔走去。

这时，几名国民党地方保安队队员拦住他们的去路，带着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他们一番。一个小头目问道：“干什么的？”

王军回答道：“这位是德国的考古学家，想参观一下附近的古代寺庙。”

小头目见布劳恩身高马大鹰目钩鼻，十足的一个洋人，没敢多说什么，急忙让路。三人继续前行。到了潮江，王军将布劳恩、林刚带上一条隐蔽在灌木丛下的小船，让二人在狭小的船舱里足足躺了两昼夜，二人又饥又渴，十分难受。

第三天傍晚，一条拖轮拖着许多小船向上游进发，布劳恩他们的船夹在其中。第四天黑夜到达韩江、梅江的交汇处三河，改道向江西境内驶去。第五天黎明，拖船在赣粤边界的石正停下。布劳恩等人弃船登岸，进入江西留车地区。这里是国民党的管辖区，因离苏区很近，盘查特别严。

按照预定的计划，布劳恩一行在一块水田附近的农舍里等候红军战士来接应。因带路的王军迷失了方向，找了一个上午才找到，错过了接头时间。傍晚，三人来到那间农舍里休息，王军出去找地下党接头。

半夜，几名国民党军士兵突然闯进来，大声盘问，林刚从容应对。这时，进来一位佩上尉领章的军官，死死盯着他们看了一阵子。

军官阴森森地问：“前面就是匪区，你们去那里干什么？”

林刚说道：“这位德国的考古学家，想去那里考察寺庙文化。”

“不行，进入匪区的人都有通共嫌疑。”军官强硬地说，“你们跟我到团部去一趟。”

林刚正色说道：“你们竟敢这样对待德国朋友，我要到南京政府告你们去。”

“少来这套。”军官气势汹汹地说，“老子还没听说哪个外国人愿意去匪区，这里肯定有问题。快跟我走！”说着拔出手枪。

哪知，林刚比他更快，突然，他已抢先拔出一支德国鲁格手枪，“当当”就是两枪。那个军官应声倒在地上，其他的国民党兵吓得扭头就跑。布劳恩趁机拾起国民党军官的手枪，两人向屋外冲去。

两人绕过村庄，沿着水田的窄小田埂，拼命地奔跑。布劳恩在田埂上笨拙地走了几步，便一头栽进水田。这时，附近的国民党士兵已经赶了过来，呼啸的子弹在他们头上飞过。

突然，几个头戴斗笠的精壮青年手持驳壳枪像旋风一样冲了过来，乱枪齐射，打退了国民党士兵的进攻。这时，王军跑了过来，大声喊：“林同志，我们来救你们了，不要慌！”

几名持驳壳枪的青年架起布劳恩，向一片小树林跑去。

在小树林里，王军告诉他们，这几位青年人是红军总部手枪队的，奉保卫局长邓发之命，特地来接应布劳恩。

布劳恩显得非常激动，哇哇地说了好一阵。林刚忙替他翻译，告诉大家：“布劳恩同志说，他一次见到红军战士。他非常敬佩红军战士的勇敢精神。”

为保密起见，布劳恩头戴大草帽，脸上遮着一条手巾，有时骑马，有时步行，在红军战士的簇拥下，又连续走了两个夜晚，终于安全到达了红色首都瑞金。

此行虽历经波折，甚至出现危险，但在中共地下交通员的帮助下最终化险为夷。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林刚在这次护送行动中功不可没。

尽管后来改名叫李德的布劳恩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但护送此人，是共产国际情报组织执行的一项艰巨任务，它开创了情报人员护送高级领导人穿越敌占区的先例，为后来的护送工作奠定了基础。

第3节　双雄传奇

为便于在中国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华尔顿在核心情报小组中，征召了四名中国助手。

陆海防，北平师范大学学生，北伐战争期间到武汉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在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潜至上海，后在方文的引荐下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刘思慕，又名刘燧元，毕业于岭南大学。1926年，经鲍罗廷推荐，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后转至德国学习。1933年秋归国，经肖炳实介绍，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

黄维佑，又名黄君珏，复旦大学毕业生，1933年被华尔顿特召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

蒋浚瑜，又名蒋渊若，复旦大学毕业生，1933年被华尔顿特召加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

陆海防主管情报资料整理，收集，是华尔顿的贴身助手。

刘思慕利用特殊的身份打入国民党高层，向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提供核心机密。

黄维佑，负责和刘思慕直接联系，取送情报。

蒋浚瑜，负责通信联络站，寄给黄维佑的情报，都投入以“蒋渊若”名义设立的信箱。

当时，华尔顿在国民党高层有三个重要关系。一个是南昌行营调查科少校科员章文先，另一个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司令部作战科上校参谋陈绍韩，最后一个便是武昌行营第五处上校法规专员刘思慕。

另外，华尔顿还掌握一个绝密的关系，那就是在关东军哈尔滨特务机关任少佐课长的川合定吉。

在这里，刘思慕、川合定吉的事迹，是要重重地书写一笔的。

刘思慕敌营脱险

1934年12月，长征红军离开江西转进湘黔。蒋介石为了围追堵截红军，在武昌设立行营，亲自坐镇。因行营秘书长杨永泰与甘乃光私交很好，便推荐他出任主管民政与法规的第五处处长。甘乃光是刘思慕岭南大学时的同学，刘思慕考虑，如果利用他的关系打入武昌行营，相信会对情报工作有很大帮助。

这时，华尔顿正因章文先离开后，组织上失去在敌人核心机关的情报来源而犯愁。听了刘思慕的建议后，立刻批准了他的请求。甘乃光当时正网络人才，安插亲信。像刘思慕这样喝过洋墨水的“笔杆子”，当然他是求之不得的。所以，刘思慕几乎没费什么周折，就进入了武昌行营第五处，当了一名上校法规专员。1935年初，刘思慕便率一家五口抵达武汉，住在武昌一家小洗衣店的楼上。

不久，刘思慕便和另外几个专员打得火热，很快得到了不少情报。他利用工作之便，把大量机密、绝密文件带回家去偷拍，然后，到汉口把胶卷交给情报组织派来的交通员。情报组织收到情报，整理后用电台发给莫斯科中央总部。

3月13日，刘思慕和太太曾菀（曾兆蓉）带着胶卷和密件来到约会地点——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见到了交通员王墨磬（汪默清，黄维佑的丈夫）。三人见面格外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