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吴照高也调去日本。离华前,张文秋为他饯行,还应吴的要求将女儿思齐带给他看看。吴照高抱着思齐亲了又亲,并十分动情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道工作、并肩作战的日子,特别珍视这段特殊的‘家庭’生活。以后我们不必再装成‘夫妻’了,不过我想当你的哥哥,我会为有你这样一个妹妹而高兴,如果你同意,就让孩子叫我‘舅舅’行吗?”孩子乖乖地叫了“舅舅!”张文秋也表示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他敬酒,祝他一路平安。吴照高十分高兴地说:“今天,我要向你道歉!过去我对你关心照顾很少,那次对你的批评很过分,希望你原谅。我相信有一天,中国革命胜利了,全国人民游行庆祝,那时我一定争取再来,和你们一起欢呼胜利!”
哪知吴照高一去就没再来,他的去向以至生死,都成了不解之谜……
还在吴照高离开中国之前,共产国际远东局为了深入了解上海工人运动的情况,将张文秋派去上海浦东,打入英美烟厂,专事搜集有关情报。
时任浦东区委书记的李耀晶,让张文秋以英美烟厂子弟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并参与区委领导工作,以便全面掌握工运情况,又在工厂附近为她租下了住房。李说,单身女人是租不到房子的,要以“夫妻”名义才能办理手续,并要求她将女儿思齐也带来居住,这样才更像一个“家”。
张文秋想,自己与吴照高的“夫妻戏”还没演完,又要与李耀晶建立个像样的“家庭”,真成了“戏中戏”。她同意了,于是李耀晶成了她的第四位“丈夫”。新“家”组建后,订下了共同遵守的工作和生活制度。对外李耀晶是这家的“先生”,但平时不在这里住,只在星期三、六下午来此与“太太”见面,实际上是研究工作。张文秋每周去一次共产国际机关汇报工作和递交情报资料,平日在学校授课,并在厂区和家属中活动。思齐接来后,无疑多了份拖累,便请房东照料孩子,房东见他们“夫妇”都是正派人,思齐又长得惹人喜爱,就高兴地答应了。
一天晚上,李耀晶来了。张文秋严肃地问:“今天不是碰头日,你怎么来了?”李耀晶忙插紧门,笑道:“按规定,我晚上不能来,更不准在这过夜。可是今天我应该来。”“你可不能违反纪律啊!”“你想想,如果我一直不来,外人反而会怀疑我们,这家的先生怎么老不回家?这里是我的‘家’,我常来更安全。今天有急事找你商量。”“什么事,你快说吧!”李耀晶却卖关子似的,掏出香烟慢慢地抽,十分开心地说:“我这不是回‘家’来了吗?在‘家’里还不让人宽松些?”待思齐睡了觉,他才极其机密地说:“共产国际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打算对你进一步培养深造,中央负责同志已商量好了,想送你到国外去学习。我先同你通个气,组织上将会正式找你谈。”张文秋喜不自禁:“谢谢你先来告诉我!……可是,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把孩子交给谁呢?”李耀晶说:“我就是为这事而来的……我想,能不能就利用我们的‘夫妻’关系,索性把思齐当作我的孩子,让我母亲负责抚养他。母亲早就催我结婚,正盼着抱孙子呢!”事情来得太突然,张文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同“丈夫”商讨妥切的办法。不觉已经夜深,张文秋警觉地说:“这么晚了,你该走了!”“这么晚我更不能走!人家会说,你‘先生’很少回来,到了半夜又走了,容易使人怀疑,暴露目标。”“那你——怎么住?”李耀晶也严肃地说:“我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都要遵守党的纪律!”说着就抱起一床闲着的被子铺到墙角地板上,倒头便睡。张文秋见了,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担忧,敬重,怜惜,她几乎一夜未眠。
天亮后,李耀晶悄悄“上班”去了。不久,组织上跟张文秋谈了准备送她出国学习的事。她也同意将思齐交给李老太太照管。李耀晶马上给他母亲写信,说自己早已在上海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因为“夫妻”二人工作太忙,收入又有限,想把“女儿”送回老家跟奶奶过。那位盼孙心切的老奶奶喜出望外,立即给未见过面的“儿媳”和“孙女”寄来了盘缠,让她们赶紧回老家。
岂料就在这时,李耀晶和张文秋的“家”被突然破坏了!一天,李耀晶去市区开会,被叛徒告密,当场被捕关进监狱并惨遭杀害。组织上让张文秋以“妻子”的身份出面处理了烈士的后事。
由于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共产国际的机构被撤销了,张文秋奉命回到中共党内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直至1937年,组织上才决定让张文秋带着女儿回到延安党中央这个“家”。踏上西去的列车,张文秋心头异常沉重,她想起自己一个又一个“家”,一个又一个比亲人还亲的战友和同志,他们有的不幸牺牲,有的不知去向,她闭上泪眼,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李耀晶、吴照高、林育南、刘先源等“丈夫”的高大形象……
方文——北平秘织情报网
呜——!汽笛鸣叫,一列火车奔驰在铁道线上。这是北上的列车,终点站是北平。
坐在车厢中的方文,心情是平静的。此时,并无第一次出征南京时那样的紧迫感。回顾这一年多来在佐尔格领导下所做的工作,虽没有太值得称道的地方,但自己毕竟尽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了一系列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让方文深感欣慰的是,自己在南京亲手建立了几处情报点,虽然后来遭到破坏,但鲁丝等人却牢牢地钉在了敌人心脏。而这次北平之行,则是新阶段工作全面开展的第一步。
此行第一个要见的人叫张永兴。此人是方文在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并同住一室。他是东北宽甸县人,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中学只读了两年,就因家贫辍学,回到老家教书。“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参加东北救国会的工作。前不久,来南京汇报工作,正好碰到了方文。他向方文叙说了自己的苦闷,深感无法依靠国民党政府抗日,指望蒋介石收复东北更是没希望,必须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方文感到张永兴是个热血男儿,决心帮助他走上革命的道路。
到北平后,在一个小胡同里找到了张永兴的家。见方文如约来访,张永兴格外高兴。两人彻夜长谈,张永兴顿开茅塞。最后他表示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抗日,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
方文通过考察,觉得张永兴是个绝好的情报人员。不过,暂时还不忙发展他,应先让他在社会上经经风雨,见见世面。
当时,北平是蒋介石在华北攻打中国红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撤离东北后,被委任为“剿总”副总司令,驻北平。他的军队开赴河南,正向我党领导的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别山根据地进攻。东北军被迫把自己的家乡让给日本强盗,置三千万父老兄弟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背井离乡,却又被迫去攻打中国工农红军,官兵们的情绪普遍不高。方文决心在东北军里找一些有识之士,争取他们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通过张永兴得知,南开中学的另一个同学于毅夫在东北军司令部中做秘书工作。方文虽然和他不熟,但久闻其名。他曾在五四运动中,因无计阻止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愤而跳海自杀,幸遇救而未死。此举曾震动全校。后来不意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时两人又成了同学。1927年初方文秘密离开天津去武汉参加北伐军时,于毅夫还特别为他送行。大革命失败后,各地掀起清党活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于毅夫从官方得知方文的名字已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后,立即通知他,使方文得以逃离魔掌。
1927年夏,于毅夫大学毕业回黑龙江老家,在省政府任秘书职务。“九一八”事变后,随东北军撤到北平,并在张学良司令部任职。基于他的经历判断,于毅夫的革命性不会比张永兴差。于是,方文拜访了于毅夫。
在东北军的司令部里,方文见到了一身戎装的于毅夫。老友相逢,格外亲切。于毅夫把方文领到家中共进晚餐,饭后方文就留宿在于毅夫的家中,两人躺在床上,彻夜长谈。
“毅夫,东北军已是亡国亡家的人。你在这里干得舒心吗?”方文故意用话刺激他。
于毅夫叹了一口气:“舒心?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我们东北军在这里真好比丧家之犬。”
“那你就甘愿这样活下去吗?”
“我一个堂堂男子汉,当然不愿苟延残喘。”
“你希望走上一条不同于现在生活的新生之路吗?”方文开始引入正题。
“当然愿意,”毅夫看了他一眼,“我知道你有些背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依然为共产主义事业奔波。”
方文点了点头:“毅夫,实不相瞒,我此次是奉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组织之命,到此开展工作,希望你能给予帮助。”
“共产国际!”于毅夫惊喜地看着老同学,“你了不起,干起了国际共产党。 好,你说吧,需要我帮什么忙,尽管开口。”
方文正色地说:“我们组织想了解一下东北军对鄂豫皖边区红军的军事计划和行动。”
于毅夫考虑了一会儿,说:“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