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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郑清扬说：“不是下岗工人，是下岗工程师。他马上就要去深圳了。”

郑天良拿出父亲的威严：“不行，吴颢父亲吴成业脾气怪，人缘又不好，对你们的将来不可能承担任何责任，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不能让你受罪。”

郑清扬说：“我是嫁给吴颢，又不是嫁给他爸爸吴成业，他脾气怪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指望他父亲给我们安排一条什么道路的，也不会指望你给我们安排出路，我们靠自己。难道你今天的一切是外公外婆给你安排的吗？”

郑清扬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密集地扫射着郑天良的良苦用心，他有些招架不住，于是就采取一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企图感化郑清扬：“清扬，你应该知道，你爸爸之所以到今天原地不动，就是吃了一切靠自己的亏，总以为自己能干，就应该前程似锦，可实际上呢？如果能有人为我安排前途，能有人为我的前途铺平道路，最起码要少走弯路，少受苦吧。没看到你爸的头发都白了吗？”

郑清扬说：“你说明白一点不就得了，你想让我嫁给黄建群，然后让黄叔叔给你安排一条光明的道路是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为你感到羞耻，而且也绝不答应，这是赤裸裸的交易，这是让我一辈子都感到下贱的事。”

郑天良心里有一种被戳穿了的疼痛，她觉得自己的女儿很像年轻时的自己，有个性，很自尊，但社会需要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有个性的人是孤独的人，当有个性的人不能离开世俗生活时，就会在成长过程中为个性付出惨重的代价。郑天良能理解女儿对自己个性的遗传，甚至有些被感动，他从女儿的身上找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影子，那是一种血气方刚勇往直前的气魄。但他在这个年纪，是不会轻易跟自己女儿过不去的，因此他声音倍加恳切地说：“你爸爸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低三下四奴颜婢膝，早就提拔上去了，我只是觉得我们两家关系一直比较近，而且建群对你又很好，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容易相处一些，建群的妈也多次跟你妈提到过你们两人的事。就是这些原因，没其他原因。调市里我绝不会求你黄叔叔的，我不会让他觉得我把女儿送上门的，如果你不跟建群谈，我也不会有意见。我只是希望你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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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清扬依然一针见血：“我相信你的正直，但这只能说明过去，你今天这样做，恰恰说明你已经为你以前的正直后悔了，你随时准备与世俗合作，随时准备向可耻的生活进行妥协，我一点都不为自己的将来担心，我为你的将来担心。你现在似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背叛自己，背叛良心，我不管现在的社会如何堕落和腐败，但我依然对吴伯伯保持尊重，他是一个从不背叛自己的人。你没发觉你现在经常是深更半夜才回家吗，你没发觉你的皮鞋最近换成了鳄鱼，裤带已经是金利来的了。我发觉了这个社会成群结队的腐败分子们的堕落就是从皮鞋和裤带上开始的。”

郑天良有一种被女儿剥光了衣服撕碎了灵魂的痛苦，但他内心里拒绝承认自己的堕落和腐败，他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在激励着自己改变策略，一种压抑太久后的偶然越轨，他下决心不跟王月玲那个女孩再来往了。那是他酒后的荒唐，并不是出于本意，还有沈汇丽，他要对她风情万种的眼睛进行精神戒严。

郑天良理屈词穷，但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将这件事在最简单最合理的层面上铺开，他说：“你现在还小，有些事争论是没有任何结果的，需要时间，需要经历来理解生活和理解长辈。我要对你说的是，首先我准备通过我的努力而不是求黄以恒把你调到市里去，其次我不会逼着你跟黄建群建立恋爱关系，这是你个人的自由，第三，我不赞成你跟吴颢的关系也不强迫你跟建群的关系。这是我的原则立场。我对你的调动主要是出于一个父亲的责任感和对你发展前途的全面考虑，希望你能理解。”

周玉英批评郑清扬说：“你对爸爸太无礼了，话说得这么难听，一点都不理解你爸的一片苦心。”

郑清扬已经不打算再争论下去，也许觉得自己的话过于伤人，就说：“我知道爸的好心，如果我调到市里工作，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调吴颢。建群的性格我不喜欢，我们只能是一般朋友。”

周玉英说：“建群哪点不好，又能干，又懂礼貌。”

郑清扬说：“建群说话总是留半句，跟他在一起聊天太累了。你们总不能让我跟一个连谈话都累的人过一辈子吧。”

周玉英说：“那是人家有修养，我就不喜欢乍乍呼呼的人。”

郑天良坐在沙发上抽烟，吊扇旋转出稠密的热风将烟雾粉碎，屋里的烟味和咸菜的味道由此及彼。

县长办公会上继续讨论工业区的深化改革，焦点主要是碧源啤酒厂。大家的意见比较统一，即抓大放小首先是要保住啤酒厂，只有民主党派副县长朱清润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个从中学教师一步登天的副县长用中学教师的语言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他最后的意见是：“对啤酒厂的保护实际上是保护弱者，打击强者，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将啤酒销售任务分解到各单位各乡镇实际上就是强迫全县人民喝碧源啤酒，是对消费者意志的公然侵犯，现在要工商局成立市场整顿执法大队，将外地名优啤酒统统赶出合安，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对市场竞争公平原则的公然践踏。所以我的意见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啤酒厂的问题，就应该进行资产重组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部分股份转让是一条出路，交出控股权是第二条路，还有第三条路就是彻底卖掉，干净利索地甩了包袱。”

朱清润副县长的话像在会议室里扔了一颗深水炸弹，虽然没有在水面上炸起滔天巨浪，但在每个人的心底里却有着摧枯拉朽的毁灭性力量，即使是宣中阳，也未必真的对这首巨型航母充满信心，啤酒生产仍在继续，库房里产品堆积如山，每开工一天一万两千多块钱的亏损让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要为之心颤。毕竟现在找不到一个企业能每天向县里贡献一万多块钱，市里的两百万补贴虽然拨过来了，但县里每年还要贴进去三百多万，银行在金融改革后再也不听县里的指挥了，贷款比抢劫的难度还要大。宣中阳一出面，行长就说：“宣县长，县里还有这么多贷款连利息都没还上，我实在做不了这个主，省行央行对我们管得很死，贷出去收不回来，我们连工资都不准发，现在银行的商业化逼得我们六亲不认，实在没办法，请宣县长谅解。”县行的行长不是宣中阳任命的，所以他就动不了行长的一根汗毛，权力控制不到的地方，扫帚到了，灰尘照例也不会跑掉。

朱清润的话说完后，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大家正在酝酿如何发言，郑天良提前站了出来，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我只能说朱县长的意见是书生之见，看起来是很有道理，但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这就像烟盒上打上‘吸烟有害健康’一样，道理是对的，但在现实中毫无意义，抽烟的人还是照抽不误。公平竞争也是相对的，你对外地啤酒公平了，对本地啤酒就是不公平，什么地方保护主义？这叫发展时期的特殊的产业政策。国际市场也是一样的，比如日本对本国的农业就采取了限制进口增加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实行配额许可证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看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还有我们国家在WTO　谈判中金融电信市场决不让步，也可算作是一种对地方的保护，很正常。在中国有些事只能讲，不能做，而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讲。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公平竞争等等，只是说说而已，如果我们死搬教条地去实施，那只能是自掘坟墓的事。工业区的啤酒厂的困难是暂时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我认为首先立足于本县，然后向全市全省全国市场进军是完全可能的，毕竟九三年九四年碧源啤酒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有过红火的销售历史，这几年虽然受到了洋啤酒和国内名牌啤酒的冲击，但碧源啤酒的知名度还在，影响力还在，只要我们保住生产，然后再扩大销售提高产品质量，加大广告宣传，在市委市政府以及黄市长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出暂时的困境，再造辉煌。碧源啤酒厂凝聚了多少任县领导的心血，是合安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和象征性工程。我完全赞成宣县长的意见，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市场，而是信心。”

郑天良似乎又恢复了沉寂多年的语气和豪情，他的发言慷慨激昂，既说理又抒情，既正视困难又鼓舞人心，这就让朱清润的意见被击得粉碎，朱清润坐在边上眼光有些迷惘，一种参政而不会议政的尴尬显而易见地暴露了出来。

宣中阳发言的时候却没有完全对朱清润表现出全盘否定，他说朱县长的意见是对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我们目前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并不是千秋万代永恒的措施，这不过是一个临时措施而已，最终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还是要按照朱县长的思路发展的。这很有点像郑天良打了朱清润一棍子，宣中阳又给朱清润揉了揉并且说棍子打的不是地方。朱清润因此也就得到了一些安慰，田来有等副县长基本上都是按照宣中阳的思路发言的，所以这个会应该说是一个团结的会是一个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会，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宣中阳最后做集中性的发言，赵根苗书记在市里住院，宣中阳实际上是县里的党政一把手，因此他的意见就是文件的蓝本，是民主集中制的最后的体现。

宣中阳说：“眼看就要到秋季了，五千吨的啤酒任务要抓紧落实，我让计委和轻工局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但他们给每个乡镇的任务分的太少了，我的意见是每个乡根据人口多少，加大销售力度，一万人口的乡镇，底数是一百吨，超过一千人口增加十吨，我算了一下，人均也就是八九瓶啤酒，酒量大的一个人一餐最多能喝五六瓶，顶多三五次就喝完了，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如果半年内连三五次酒都喝不上，那我们就毫无改革成就可言了。县直各单位吃财政饭的人均三箱啤酒，我看难度也不是很大，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每年分两次一万吨啤酒是完全可以自产自销的。有一万吨做保证，啤酒厂就能保住了。要克服畏难情绪，要把啤酒任务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我们合安目前最大的政治就是服从大局落实啤酒分销任务，我对有些乡镇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完不成任务，年终考核只能以不称职来评定，啤酒销不下去就请他们把帽子交上来，为什么平时非要喝白酒，既浪费钱，也伤头，影响工作，喝啤酒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标志。我已经指示县电视台电台报纸进行全面宣传啤酒的营养价值和文明风范，这也是我们改变群众生活习惯，培养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一次重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