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惊喜又为难。惊喜的是,面试就意味着有一半的成功希望了,我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知音》杂志社的门槛!而为难的是,我的简历如何去写呢?如果我说出只有小学毕业,刚刚萌芽的希望会不会就此夭折?
但我也只能实话实说告诉钱主任:“我没有什么简历,我也没有文凭,我只读到小学毕业。我写文章,全是无师自通,自学而成。”钱主任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那你口述一下自己的简历,我帮你写一个吧!这是杂志社规定的程序,哪怕是小学毕业。”
于是,我通过电话,简单地把自己的“简历”向钱主任介绍了一遍:1970年1月1日出生(其实是正月初一,但身份证上是1月1日),籍贯江苏,1983年小学毕业,1984年…1989年砸石头,1989年8月至今在上海打工……“
简历简历,应该是简单的经历吧。可我的经历却如此的不简单。
我忐忑地问钱主任,没有文凭的我,还有希望吗?
钱主任叹气:“这就不知道了。所有的应聘者条件都比你好。最低的学历也是大学中文或新闻本科毕业的。你是否能被录用,就看你的运气啦!4月14日上午9点在知音大厦面试,你准时赶来吧!对了,这批应聘者里,你来路最远。我们通知面试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湖北境内的。”
心被悬了起来。奇迹能发生吗?
那时候,从上海到武汉,坐火车大概二十多个小时。我决定坐飞机去应聘。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辞职!
直到现在,我都回忆不起当时为何会有如此大胆的举动。是为了让自己背水一战,孤注一掷?还是因为太过自信,认为自己一定会被破例录取?我都不不知道。只知道自己迟早会辞职,迟早会走上梦寐以求的文字之路。
辞职的时候,广告公司老总沈刚十分不解,他认为我太冲动了。他毫不怀疑我的写作能力,但是,要去《知音》,去那个人才济济、高学历、高文凭的单位与人竞争,是拿自己的短处与别人的长处拼啊,你能拼得过吗?
无论沈刚多么苦口婆心,多么极力挽留,我还是去意已决。无奈之下,他只好接受了我的辞职报告。在告别的时候,他诚恳地对我说:“小赵,我是看着你走上这条路的,我也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沈刚后来从杂志社辞职,彻底下海了)。这条路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走。作为朋友,我衷心祝愿你能被知音杂志社录取,万一录不上,你还回来继续帮助我……”
对沈刚,我始终觉得愧疚,他那么赏识我,把我从服苦役般的服装厂劝解出来,可我在他的公司只工作了短短的一年多,就转身离开,觉得自己像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但是,沈刚与我的友谊并没因我的离开而中断或淡化,至今,我们仍然是好朋友。他一再地要求我回上海,他可以让我负责一个部门。他对我的能力,一直深信不疑。
如今,唐神文化传播公司在上海三千多家广告公司中,名列前二十名左右,成立了三个子公司,承包了沪上两家知名杂志的广告经营权,买断了上海有线电视台部分节目的广告时段,资产达到数千万。但儒雅大气的沈刚依然与我这个曾经的员工友好如初。而我每次回上海,必然会去唐神公司“报到”。
有些友谊,像陈年老酒,越存越香。当然,这样香醇的友谊,也只存在在具有香醇品质的人之间。
1998年4月12日,是个云淡风轻的春日。暖风早就吹开了浦江两岸的绿叶。爱美的女孩子早就迫不及待的脱掉了毛衣,穿起了漂亮的衬衫和风衣。天是蓝的,阳光是温暖的,而心情,是愉悦的。
这一天,我穿着白衬衣,牛仔裤,藏青灯心绒外套,白色的衣领从里面翻了出来,朴素淡雅,干净利落。而上了摩丝、看起来一丝不苟的短发更让我显得英姿飒爽。我对自己的外表十分满意。
这一天,是我飞往武汉《知音》杂志社面试的日子。面试是在14日,我决定提前一天到达武汉,熟悉环境,以免临时紧张。
沙碧红导演知道我要去武汉面试,她鼓励我说:“小赵,如果你这次应聘上了,我们就要拍你离开上海,去武汉工作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你是优秀的,一定能成功!”
我再次带上我的绿色行李箱,带着好心人的祝福,踏上我人生大转折的旅程。武汉,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会以怎样的表情迎接我?
也许是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话。当天,我并没有顺利到达武汉,而是被困在了上海虹桥机场。不是我个人的原因,是因为一架韩国货机在虹桥机场出事了。那架“肇事”的货机在降落时出了故障,尾巴滑出了跑道,一半身子在跑道上,一半身子在跑道外的草坪上。
当天的所有航班被迫取消。上万名旅客被滞留机场。其中就有我。焦急、不安、沮丧、无奈,是所有被滞留旅客的共同表情。随着时间的推延,大家越发怨声载道,有急事在身的旅客已经怒发冲冠,围着机场的值班主任柜台大声地发火,有的说要机场赔偿自己的损失,有的要求退票,整个机场大厅闹哄哄一片。据说这是虹桥机场百年难遇的“意外”,为什么偏偏让我遇上了呢?我的心有点沉,难道这是个不祥的预兆?
当夜,机场将所有滞留旅客拉到附近的宾馆饭店住下,等第二天机场解禁后出港。这一来一去中,我认识了一位武汉人。是同济医院的一位老教授,叫余枢,是来上海开会的。闲聊时,余教授问我去武汉做什么。我说去《知音》杂志社应聘。余教授说:“《知音》啊?很有名的,我们全家人都爱看。我儿媳妇去年去美国学习了,还经常打电话回来,让我们买《知音》给她寄过去呢!”我像是真的遇到知音,和余教授围绕着《知音》的话题聊了起来。不知是鼓励我,还是我确实给人的印象很精练能干。余教授说:“你这个姑娘,一定会被录取的。”我问为什么,余教授笑笑,说是直觉。
我说,如果我真的被《知音》录取,我一定每个月都给您寄杂志。
直到第二天晚上20:40,我和余教授才乘上CZ3572次航班飞往武汉。夜色中的飞翔有点神秘,随着飞机的攀升,感觉自己距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
武汉,那个据说夏天热得像蒸笼的城市,会接纳我这个寻梦的外乡人吗?
到达武汉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和余教授一起坐上航班车时,我才知道,原来,武汉竟然分成了三镇。一是汉口,一是汉阳,一是武昌。长江和汉水把大武汉分成了三块。而我,要去的是离机场最远的武昌。《知音》杂志社就在那里。
余教授家在汉口。我们在航班车终点站分别时,这个热心的老人居然亲自帮我叫了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我要去的地方。而后,他又要来车站接他的儿子抄下了出租车车号,让我有事情就打电话给他。然后才与我握手再见,并祝我好运。
我心里一暖,这个我第一个结识的、亲切而慈祥的武汉老人,使我对这个城市不再感到畏惧和陌生。
夜晚的武汉有些朦胧,道路没有上海的宽敞,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