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第20部分（第1页）

“爱因斯坦和牛顿”

“杰出物理学家的见解”

其中一篇文章说：“在昨天的众议员会议上，相对论成了生动的话题，皇家学会会员、国会议员、约瑟夫·拉蒙爵士到剑桥大学去时被询问包围了，例如牛顿是否已被推翻、剑桥是否‘完蛋’了”。

还有报道说，爱丁顿在剑桥作关于新成果的演讲时，好几百人在外面不能进入会场，会场内人员爆满。

荷兰报纸立即转载了《泰晤士》报上有关广义相对论和爱因斯坦的消息，各家日报在报道时还纷纷邀请著名物理学家进行评论。洛伦兹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在11月19日的《新鹿特丹思潮》上向读者解释广义相对论。他说：“根据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有许多人抱怨相对论难懂，这很使我吃惊。爱因斯坦写的一本书名为《狭义和广义相对论浅说》小册子，很可能是由于在战争期间没法传到英国。”11月23日，玻恩在《法兰克福大众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题名为：“空间、时间和万有引力”。

11月30日，弗罗因德里希在柏林的《沃赛西日报》上说：“德国目前有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科学事件，然而却没有看到它应有的重要的反响。”

其实，反响是有的，不过迟了一点。12月14日，周刊《柏林画报》在封面上登载了爱因斯坦的画像，解说词是：“世界历史中的新伟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的研究是对我们自然概念的彻底革命，他的研究洞察力可以与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相提并论。”

12月10日，瑞士报纸《新苏黎世报》的头条新闻说：据报道天文学家德兰德雷斯在12月8日的法兰西科学院会议以前，叙述了5月29日的观察，他用能量吸引能量总结爱因斯坦的理论。

爱因斯坦本人也怀着“喜悦和感激之情”接受伦敦《泰晤士》报的邀请，为11月28日《泰晤士》报写一篇文章，这样，他就有机会表达自己对英国的一番心意：“在学术界之间以前的活跃往来可悲地断绝了之后，我欢迎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表达我对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喜悦和感激的心情。为了验证一个在战争时期在你们的敌国内完成并且发表的理论，你们著名的科学家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你们的科学机关也花费了大量金钱，这完全符合于你们国家中科学工作的伟大而光荣的传统。虽然研究太阳的引力场对于光线的影响是一件纯客观的事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为我的英国同事们的工作，表示我个人的感谢；因为，要是没有这一工作，也许我就难以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我的理论的最重要的含意得到验证。”

最后，爱因斯坦说了一段诙谐的话：“你们报纸上关于我的生活和为人的某些报道，完全是出自作者的活泼的想象。为了逗读者开心，这里还有相对性原理的另一种应用：今天我在德国被称为‘法国的学者’，而在英国则被称为‘瑞士的犹太人’。要是我命中注定将被描写成为一个最讨厌的家伙，那么就倒过来了，对于德国人来说，我就变成了‘瑞士的犹太人’；而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却变成了‘德国的学者’”。

《泰晤士》报特地为爱因斯坦的文章写了评论：“爱因斯坦博士善意地赞美英国科学的公正，实在是过奖了。”

对于爱因斯坦的诙谐，《泰晤士》报评论说：“我们承认他有点诙谐。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根据他的相对论的要旨，爱因斯坦博士是不会对自己作绝对的描述的。”不过，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首次在报纸上出现并不是1919年11月。早在1912年维也纳的一家报纸上就出现过这样的标题：“时间危险　数学激动”

很明显，这是指狭义相对论中的时间延迟。

1914年爱因斯坦还亲自给《沃赛西日报》写过关于相对论的文章。因此，爱因斯坦在1919年11月之前就多少引起新闻界的关注，不过只限于说德语的国家罢了。自从1919年11月起，爱因斯坦才真正成为一名世界风云人物。例如，《纽约时报》索引中直到1919年11月才开始提到爱因斯坦。从1919年11月9日起到爱因斯坦去世，这家报纸没有一年不提及爱因斯坦的名字，通常是与科学有关的报道，更常有的是爱因斯坦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公众舆论方面说，爱因斯坦的传奇故事开始于《泰晤士》报1919年11月7日的报道。1919年11月9日，美国《纽约时报》以其惯有的耸人听闻的手法，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俄国十月革命政治事件的影响编排在一起。《纽约时报》头版文章的标题是：“11月7日赤色分子阴谋搞世界暴动”

“列宁的密使企图在整个欧洲发动起义”

紧接着，在关于爱因斯坦的专栏中，用6倍大的标题写着：“天之光歪斜”

“科学家急切等待着日蚀观测的结果”

“爱因斯坦理论的胜利”

“恒星不是在它们似乎应该所在的或被计算出来的位置上，但不必担心”

“十二智者的书”

“出版家接受相对论时爱因斯坦说，全世界都不能理解相对论”

正文里显赫地描述了两件事。一是说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大家都说欧几里德被打倒了；二是说爱因斯坦在把自己著作交给出版商时，警告他们说：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得相对论。但出版商们甘愿冒这个风险。

前一种说法，是捕风捉影的新闻界根本不懂相对论而故意制造出的新闻噱头；后一种说法，倒是爱因斯坦一贯的看法，至于是否爱因斯坦如此说过，恐难以考证。1919年12月，爱因斯坦在家中接见《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懂得他的著作的人是否多于12个人，“博士温厚地大笑起来，但他仍坚持说外行人理解他是相当困难的。”

1919年11月9日后，欧美新闻界对爱因斯坦的热切关注是极为有趣的事。特别是《纽约时报》，几乎是连篇累牍地渲染着相对论的神秘性与潜在的破坏性。

请看《纽约时报》的连续报道：11月11日，“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令人震惊的消息，人们甚至会对乘法表的置信安全担心……。这使两个皇家学会的会长宣传‘光有重量，空间有限’似乎是合理的、可以想象的。可是根据定义恰恰不是这样，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到此为止，然而或许更高一级数学家也只能理解这么多。”11月16日：“这些先生可以是伟大的天文学家，但他们是弊脚的逻辑学家。外行批评家已经提出反对说，宣称空间在某处有尽头的科学有义务告诉我们，尽头之外是什么。”11月18日，《纽约时报》针对一些人不理解广义相对论而提出的责难，劝告读者说，不要因为全世界只有十二人懂得“这位突然著名的爱因斯坦博士”的理论而怪罪。

11月25日新闻栏的标题是：“爱因斯坦奠定了新物理学”

“奥利弗·洛奇爵士说，相对论将传播开来，数学家将面临一个恐怖时期”

11月26日的新闻标题又变成：“难以理解爱因斯坦”

11月29日社论标题更耸人听闻：“学术界的厄运时期”

12月7日，再次发表名为“向绝对进攻”的社论，社论中说：“对时间和空间的侮骂之声四起，使一些天文学家陷于可怕的境况之中，在此境况中他们似乎觉得人类的一切思想基础全被破坏了，至少有些日子他们是这样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