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拿钱。”
“还有没有王法了?”王大夫突然大声地喊道。这一声是雄伟的,也是色厉内荏的。
“不是王法,”好听的声音更喜爱四两拨千斤,“是法律,不是王法。我们懂得法律。”
王大夫不说话了,开始喘。他呼噜一下站起来,掏出手机,噼里啪啦一通摁。手机说:“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王大夫抡起了胳膊就要把手机往地上砸,却被人挡住了。王大夫很有力,挣扎了一回,可那只胳膊更有力。
“不要和手机过不去。”好听的声音说。胳膊是胳膊,声音是声音。家里头原来还有其他人。
“有什么事你们冲着我来!”王大夫说,“你们不许碰我的父母!”
“我们不能冲着你来。”好听的声音说。
作为一个残疾人,这句话王大夫懂。这句话羞辱人了,但羞辱反而让王大夫冷静下来。王大夫说:“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拿钱。”
“我现在拿不出来,真的拿不出来。”
“我们可以给你时间。”
“那好,”王大夫说,“一年。”
“五天。”
“半年。”
“十天。”
“三个月。”王大夫说。
“最多半个月。”好听的声音说,“这是最后的半个月。”好听的声音说,“你弟弟这个人很不好,他这个人很不上路子。”
回到推拿中心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王大夫挤在公共汽车里头,平视前方。这是他在任何公共场所所表现出来的习惯,一直平视着正前方。可王大夫的心里却没有前方,只有钱。他估摸着算了算,两万五,手上的现金怎么也凑不齐的。唯一的选择就是到股市上割肉。但王大夫在第一时间否定了这个动议。他连结婚都没有舍得这样,现在就更不可能这样了。王大夫的心一横,去他妈的,反正又不是他欠下的债,不管它了。
所谓的“心一横”,说到底是王大夫自我安慰的一个假动作,就像韩乔生在解说中国足球赛的时候所说的那样,某某某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做了一个漂亮的假动作”。假动作做完了,王大夫的心像中国足球队队员的大腿,又软了。心软的人最容易恨。王大夫就恨钱。恨裤裆的裆。恨裆里的人。恨弟弟。
弟弟是一个人渣。是一堆臭不可闻的烂肉。无疑是被父母惯坏了。这么一想王大夫就心疼自己的父母,他们耗尽了血肉,把所有的疼爱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去了,最终却喂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弟弟是作为王大夫的“补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么一想王大夫又接着恨自己,恨自己的眼睛。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眼睛,父母说什么也不会再生这个弟弟;即使生,也不会当作纨绔子弟来娇养。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自己做了孽。
这个债必须由他来还,也是命里注定。
王大夫动过报警的念头,但是,不能够。他们的手里捏着弟弟的借条,王大夫赢不了。王大夫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弟弟的欠条上究竟写了些什么。王大夫已经听出来了,那些狗娘养的有一个完好的组织。他们体面。他们知道怎样“依法办事”。人家可是“规矩人”哪。
可是,钱呢?到哪里去弄钱去呢?
王大夫突然想起来了,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和弟弟说上话呢。这么一想王大夫又拨打弟弟的手机,手机依然关着。王大夫想起来了,为什么不找弟媳妇呢?王大夫即刻拨通了母亲,要过弟媳的手机号,打过去。居然通了。手机一通就是凉天动地的爆炸声,还有飞机呼啸的俯冲,似乎是在电影院里头。王大夫压低了声音,说:“晓宁么?”弟媳说:“谁呀?”王大夫说:“我是大哥,我弟在么?”弟媳说:“我们在看电影呢。”王大夫赔上笑,说:“我知道你们在看电影,你让他接一下电话好不好?”
弟弟终于出现了。这会儿他不知道躲在哪里,然而,到底出现了。王大夫说:“我是大哥,你在哪里?”
“安徽。乡下。”
噢,安徽,乡下。安徽的风景不错,他躲到那儿去了。可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躲得掉么?
“什么事?我在看电影呢。”弟弟说。
“你欠了裆里的钱吧?”王大夫小心翼翼地,尽可能平心静气。他怕弟弟生气,他一生气就会把电话挂了。
“是啊。”
“人家找上门来了。”
“他找上门就是了。”弟弟说,“多大事。”
“什么叫找上门就是了?你躲到安徽去了,爸爸妈妈躲到哪里去?”
“为什么要躲?我们只是爬了一趟黄山。”
“那你为什么把手机关了?”
“手机没钱了嘛,没钱了开机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