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钱并不是中国人生活中追求的唯一目标,“脸面”对他们更为重要。
在1942年10月10日的“双十”纪念日上,委员长公布了一件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最为中国人挽回脸面的事情。他宣布,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他们的治外法权。英美两国放弃这些权力并非出于被迫,就这一层而言,中国的这两个盟国作出重大的让步可以说是自愿的,但是,这并不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
起初,他们主张在战后再作决定。但是,蒋介石对他们指出,早一些宣布会起到鼓舞中国人民的效果,考虑到这一点,英美作出了让步。
当蒋介石逐渐成为战争中盟国的一位领袖人物时,毛泽东掌握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终于在1941年初破裂,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便是1941年1月的“新四军事件”。对这一事件。两方的宣传机器至今仍在争论,而事实真相则更加模糊当时,新四军一直在长江以南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作战。
1940年9月,蒋介石的参谋长何应钦命令新四军向江北转移,然后再过黄河与第十八路集团军(国民党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叫法)配合夺取新的据点。
共产党犹豫不定,一方面因为冒着日军的火力过长江太危险,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想在长江以南的南京——上海——汉口的三角地带中建立新的作战根据地(此处汉口应为杭州——译者)。
蒋介石把转移的最后期限延长到了12月31日,但是新四军仍在原地未动。
突然,共产党的参谋长项英秘密率领他的部队南移。1941年1月4日,新四军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政府第十四师交火。后来的事情就不清楚了。能肯定的是,项英被杀,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受伤入狱。共产党大约损失了1000人。
1月17日,蒋介石命令解散新四军。共产党没有理会这个命令,以同样的名称重新组成了新四军,用七个师的兵力代替原来的那支军队。在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共产党的宣传猛烈指责国民党解散新四军的做法,并指出这个决定是“亲日派”打算与日本人签定和约并参加反共协定的计划的一部分。
3月6日,蒋介石给国民参政会写了一封长信,指责共产党不讲信用,并加上了下面这段并不全是实话的文字:
我无须声明,我们的政府唯一关心的就是领导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消灭叛徒汉奸,它绝没有一点要再以武力“镇压共产党”的意思。政府不愿再听到那种现在已成为中国历史遗迹的不吉利的话。望他们服从命令,放弃对他们的战斗同志的攻击,并停止一切挑衅行动;这样,政府将尽可能地为他们考虑。
以前,蒋介石曾私下说过:“日本人是肌肤之病,共产党则是心头之患。”
即使在“新四军事件”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仍在继续。
1942年3月28日,周恩来和林彪(此人在黄埔军校曾是蒋介石的学生)以共产党的名义提出了四条要求:
一、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而目前只是有限的容忍。
二、正式承认“解放”区的行政机构。
三、将八路军由三个师扩充到十二个师。
四、允许新编的新四军留在黄河以南,直至战争结束。
蒋介石拒绝了这些要求,但是一年之后,它们又被提出来了。
在新四军事件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桂林和昆明这类城市中势头越来越猛的反蒋活动。当时,委员长手下的桂林政府是由李济深主管的,这样,原来以香港为基地的左翼作家和剧作家便云集桂林。
李济深愿意为这些文化难民提供保护,他为他们找工作,给他们以财政资助。那时,欧阳予倩领导着省立戏剧艺术学院,他以前曾参加过福建省国民革命政府。在他的指导下,以反政府为主题的剧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尽管这些剧目没有对蒋介石指名道姓,但是观众一看就知道他是靶子。人们从秦始皇和曾国藩这类剧中人,看到了蒋介石的影子——前者是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后者是蒋介石十分佩服的一个十九世纪的军事政治家。对反蒋立场不加掩饰的杂志也如同雨后春笋。
但是,真正使蒋头疼的还是地下共产党。如杨刚女士、萨空了和金仲华等人,在美国战略情报处与美国驻桂林领事馆主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们都是常客。
后来,杨女士在1949年成了中共外交部对外政策委员会的副主席,萨空了当上了国务院全国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副主席,而金仲华则成了上海市的副市长。在1942年,他们为争取美国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是党要求他们按“国际统一战线”的原则所做的一项工作。
在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成了反蒋人士和共产党的同情者的庇难所。虽然民主同盟一直到1946年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才公开活动,但1943年他们在昆明时就已经十分活跃。
民盟一些领导人物当时都在昆明讲学,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又在北京出现。其中有罗隆基,后来任北京的轻工业部部长,另一位是吴晗,后来任北京市的副市长,他的剧作《海瑞罢官》成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民主同盟在昆明的其他人士还有闻一多和李公朴;后来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云南省长龙云以前是个军阀,对于民盟在学生中的活动、他或表示宽容,或故意不管。后来,他也作为“民主人士”出现在北京。在西南联大,人们首先利用墙报表达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批评,虽然这些文章没有直接攻击蒋介石,但它们对整个重庆政府以及蒋介石信任的部下进行了猛烈的批评。
在重庆,战略情报处(后改名为美国情报处)雇用了许多左翼人士。这些人在宣传国民党政府的黑暗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外交官和外国记者们都把这里当作重要的消息来源地。
1941年4月,苏日签定了中立条约之后,日本人马上开始了他们那项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杀光、烧光、抢光)。
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八路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被迫减少了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平原的出击,把兵力撤到了山西的高原以及山东的丘陵地区。
从1942年2月到9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从这时起一直到1945年春,他有系统地重建了全党的组织结构。
当毛泽东在北方巩固他的权力时,蒋介石的政权却江河日下。
委员长本人变得更专断、更难于接近,政府官员要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