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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我们手上的种种数据很清楚地证明,对待教育的那种随意、宽容、听凭自然的态度,在今天已经消失殆尽。承担着教育之责的人们,已经变得越来越刻意和武断。他们倾向于把教育当作一套严格的程序。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从婴儿时期,甚至在母亲胎中就开始接受严格训练,煞费苦心,环环相扣,一丝不苟,每一个环节都在预先设定的计划中。另外一些人抵制这种教育观念,他们说那些父母不把自己孩子当人,而是当作一个产品,就像在一条生产线上精心打造一辆轿车或者一台电视机,对于那些人趋之若鹜的“重点学校”,他们讽刺地说那不过是“神童集中营”,里面的孩子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快乐。说到他们自己的教育观念,他们没有那么系统的道理可说,只不过倾向于放任孩子的愿望。即使不能让他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应当让他们拥有自己的童年。但是后者的声音非常弱小,听上去就像是一群失败者的自我安慰。

有人把这两种情形说给张亚勤听,询问他的想法。他笑了:“我很难说我小时候受的是哪一种教育,好像这两种都不是。”

看到对方脸上不解的神情,他接着说:“妈妈放任我的任何兴趣,却不肯放任我的坏习惯。”

在亚勤的心里,母亲兼有宽容和严厉两种形象。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像所有的独生子一样,是家庭的中心,大家都宠着他,但是如果他在没有完成作业之前就跑出去玩,妈妈就会露出最严厉的一面来。

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亚勤也贪玩。那时候作业少,也没有什么考试,所以有很多时间出去玩。他的兴趣广泛,学画画,下围棋,还打羽毛球。每一个兴趣都从妈妈那里得到鼓励。

可是没有一个孩子天生具有控制自己的能力,秉性聪慧的孩子,更加容易东张西望,还时时表现出一种“坐不住”的样子来。亚勤喜欢把所有的学习当游戏,对所有的游戏都没常性,喜新厌旧,也没有一个兴趣能够坚持不懈。

有一天母亲令儿子坐在面前,说话的语气前所未有地严肃:“你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没有后台,你将来总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你从现在起做事情就要有恒心。做好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坚持下去。”母亲是做教师的,心里明白,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塞给他一大堆知识都重要,所以对儿子说:“先做应该做的事,然后再做自己想做的事。”

亚勤想想这话,觉得有道理。于是每天下午三点钟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妈妈和外婆留下的作业。

他希望快点完成功课,然后去玩。所以每逢这种时候总是精力集中,也很认真。他做得很快,从来没有超过一个小时,这让他有很多玩的时间。没有功课加身的时候,他心里轻松,玩得特别开心,这又让他下一次更认真更快捷地完成功课。终于有一天,妈妈拿不出什么题来让他做了,因为他把家里所有参考书上的练习题都做完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要确立的第四个观念是:不怕淘气,就怕没有一个好习惯。

流放地

如果我一直在武汉,没有走进那个“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张宏江

张宏江的“起跑线”有些特殊,是个知识分子的“流放地”。

30年前宏江还是个小男孩儿,举家离开武汉,来到河南叶县的黄莹坡,这地方是中国古代寓言“叶公好龙”中叶公居住的地方,那时候是一个2000多人的小镇,也是一个专供知识分子和干部劳动改造的“流放地”。

老家是中南地区最大最繁华的城市,而新家却是贫穷闭塞的地方,所以这趟迁居是这个家庭生活道路上的转折。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父亲是电子部下属一个工厂的技术工人,母亲也是一个工人,既非知识分子也不是干部,更与牛鬼蛇神不搭边,但组织上一声令下,除了服从别无他法。

但是,宏江在后来的岁月中,始终把这次迁徙看作他走向未来的起点。“如果我一直在武汉,没有走进那个‘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他这样说。

他的小学和中学都是在“文革”中度过,从年龄上看,他与开复、亚勤和向洋更接近,但是从经历上看,他却总是把自己划进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这是因为,当他懂事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想去上学,但学校里已经闹得天翻地覆,课不上了,桌椅被砸烂了,老师被五花大绑推到台上,承认犯了“师道尊严”的罪行,还“与学生为敌”,学生们振臂高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然后走上街头,用绳索把老师们拴成一串示众,又一哄而散回家去,不再读书,不再上课,不再做作业,不再考试。这一切宏江都经历过。

至少在整个“大###”的岁月里,宏江和他的同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在武汉的一个职工大院里度过童年。”他这样回忆。一般西方人不会理解,这句话中意味无穷。共产党在40年代末期从农村走进城市,在建立自己政权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座座大院。大院有围墙环绕,门口设置传达室和警卫,里面则是政府、军队、企业或者学校。一座城市通常由若干大院子构成其精华部分,也叫“单位”。人们上班工作在一起,因为是同事,下班回家还在一起,因为是邻居。“大院”成为那时候大多数城里人的典型生活方式,也囊括了宏江的全部生活。他每天进进出出,看到的永远是那个大门,永远是那个警卫,永远是爸爸妈妈的那些同事,还有他们的孩子,谈论的永远是同一个话题。

一个城市的精粹往往不是它的物华天宝,而是人。叶县虽说是个小城,距离省城郑州还有100多公里,但它现在成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流放地”。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宏江也被这股潮流带了进来。他立刻感到换了一个新天地,这里没有“大院”,没有高墙,没有警卫,眼前都是新鲜面孔,耳边都是不同方言,接触的人多了,眼界和空间大了很多。张宏江成年之后并不总能处处争先,但他始终拥有一种开阔的眼界,先是抱定走出国门的信念,接着认定丹麦太小,然后又说新加坡也是一座“小庙”,根本无法容纳他的想象力和激情,所以才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去了美国。他就这样让自己在欧洲,亚洲和美洲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中国。别人听到他的经历,都说他的世界眼光是在周游世界的经历中建立起来的,其实,这与他的这段童年经历不无关联。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学生”的起跑线上,那就确立第五个观念:你的一生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的天地有多大。

新“开复定理”(1)

其实没有什么天才。

——李开复

许多年后李开复功成名就,说过不少精彩的话,先是被叫做“院长话题”,后来被叫做“开复话题”。有一篇的题目叫《我的人才观》,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他认定今天智慧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比如他说:“在工业社会中,一个最好的、最有效率的工人,或许比一个一般的工人能多生产20%或30%。但是,在一个信息社会中,一个最好的软件研发人员,能够比一个一般的人员多做出500%甚至1000%的工作。”

这一思想流传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让无数学生激情澎湃。两年以后的一天,开复和一个记者在北京嘉里中心重逢,相对而坐,彼此再次谈到这个话题,这一回,开复说:

“其实没有什么天才。”

开复是在踏上美洲大陆的那一年里,被老师和同学们当作“天才”的。但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开始相信“其实没有什么天才”。

他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读初中一年级。有一天上数学课,老师提问:“把七分之一换算成小数点,是多少?”

开复立即高高举起手来,朗声答道:“……”。

所有同学都把眼睛张大了。老师惊叹不已,说自己的学生中出了一个“天才”。

只有开复心里明镜似的:“其实没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在母亲监督之下死记硬背的东西搬了出来,连想都不用想。”

“天才”这两个字其实是个陷阱,多少人误入其中。它让很多人过高地估计自己,还让更多的人过低地估计自己。人们常常认为一些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他们拥有超越常人的天赋,其实那是不了解杰出人物从小到大都在做着和普通人一样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们遇到了一些普通人没有遇到的契机。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天才”,等着有一天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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