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怕来人从外面带来细菌,便放下了白纱帷帐。大元帅在里面微微叹口气,问道:“刘德,你来啦!家里好吗?”
刘德俯下身子,连声说:“大帅呀,我来叩问您的福体康泰。”说着,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大元帅口音稍微有些不清楚地说:“我遭了一次魔(磨)难!到头来还算抗住了。”
刘德没敢再言语,他敲响了鼓,还没等启口开腔,大元帅倒先开口说:“刘德,你的鼓今夜响得发闷,不脆快呀!”
“回禀大元帅,小的担心您的健康,泪水流得太多滴湿了鼓皮,因此声音发闷。”刘德这小子真能溜须,其实是他怕鼓声震了大帅的伤口,在说之前,先在鼓面上沾了点清水。大元帅听后哈哈大笑说:“你哪来那么多尿水子。”
……大帅被炸后,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极力想探听大元帅的伤势,他们在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给大元帅配花镜的当天,就把给大元帅配剩下的花镜片如数花高价买去了。他们化验了大元帅府拒收的材料和这些花镜片,上面均有大元帅的指纹。……
外交官林久治郎亲自来探视大帅伤势,一来就把刘尚清省长缠住了,他手捧驻中国总领事的慰问信,非要面呈大元帅不可。他奸诈地说:“贵国如今市面上,众说纷纭,对老道口炸车案,多说成与日本有关,这样重大事件,牵涉两国友谊,非面见大元帅陈述衷肠不可,我们是有冤难申的啊!”他说着委屈得落下泪来了。
……这工夫,少帅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突然出面了。
这可使刘尚清省长胸腔里的心猛然一撞。对外好对付,对内闹不好就会扎手。
再说林久治郎,他见少帅夫人于凤至出台,不由心机一动,感到这出戏演到高潮了,他眼力很尖,看见在于凤至夫人背后有一女仆役手捧一漆盘,盘中放着精致食品盒,看着雅致,这是送给亲人的“问候羹汤”。……
心里七上八下起来了。方才他提出带来日本名医,被刘省长婉转拒绝了,并且他也知道,在炸弹事件刚发生时,德国就推荐名医,被刘省长挡回了。这次于凤至夫人的举动,他半猜半疑,他担心是刘尚清安排下的把戏,但从于凤至夫人脸上诚挚的感情来看,是没有包着半点虚假的。如果这位少夫人去给公爹捧羹汤,那就足以说明这位大元帅还没有断气,不过……
刘尚清以长者的口气说:“凤至,今天大元帅会喝干你这碗羹汤的。”他摆下手要于凤至自行上楼去……他有几分担心,怕军医应付不了于凤至,闹到客厅来那就坏了大事。⒂
但刘省长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于凤至是个聪明人,连日来她一直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虽然不断报出大元帅近况,但她的心总是往下沉。她今天来,就是要探问真情的,但见林久治郎也呆在客厅里,知其来者不善,所以她未在楼上久留,就又手托白玉空碗下楼来到客厅,并对刘省长说:
“大元帅有话,三日内不会外宾,三日外要开记者招待会,还要与各国领事见见面。两日内大元帅要设全家宴,庆祝身体复原。”她说完把手中白玉碗放在靠墙站立的女仆手里,飘然地走出了客厅……
林久治郎这一阵子被丢在一边了,弄得他也有些发愣,冷静下来,自己找个台阶说:“省长阁下,大元帅既然今日不会客,我想三日内的招待会鄙领事会参加的。不过望省长阁下,把鄙领事今天拜见大元帅之行,向大元帅敬禀。”他说完深深地弯下腰去了。
刘尚清这才感到出了一身冷汗。“扑扑咚咚”一串响动,军医张大嘴巴从楼梯上跑下来,他大喘着气抱住刘尚清说:“刘省长,少帅夫人闯上楼没把我给吓掉魂!”他差不多瘫在刘尚清身旁了。
刘尚清仔细一看,见军医脸上、军装前胸上沾满了乳汁似的羹汤,忙说:“把我也吓得心快跳出嗓子眼了。
少帅夫人她……”
军医喘口气说:“少帅夫人手捧白玉碗一露面,我就象五雷轰顶一样,不知该怎么对她讲,况且楼下还坐着日本人。我灵机一动,觉得正好借这个时机把事情挑明。
我对着大元帅卧床双膝一跪说:‘少夫人呀!大元帅他在回府半路上就归天了!’少帅夫人听了身子一栽晃,把一碗羹汤泼在我脸上,她很理智地没有使白玉碗落在地上,怕楼下日本人听见。半晌她问了句:‘你们为啥不早告诉我?!’我说:‘刘省长为了稳住阵脚,但也正想早些回禀少夫人。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能再瞒下去了。’少夫人问:‘大元帅归天时留下话没有?’她此刻冷静地定住了神。我说:‘大元帅跟刘省长讲了一句遗嘱。’少夫人说:‘要刘省长速将情况禀报少帅!’她就转身走下楼来了。”
刘尚清听完深深地弯下腰,对于凤至走去的方向鞠一躬说:“好一位深明大义的少帅夫人!”⒃
这以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仍密而不宣。常为大元帅看病的杜医官每天照常到帅府上班,照常到张作霖住处去给他“治伤”;厨房照常为他送饭,勤杂工照常洒扫,花工照常在庭院里修剪花枝。总之帅府内一切平静,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悲伤和慌乱的景象。
这使野心勃勃的日本人颇感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张作霖是绝无生还的可能的,只要他一死,东北就会大乱,那时他们将立即出兵,乘乱进占奉天,继而占领全东北。若此计不成,他们就设法阻止张学良回东北,甚至企图加害于他,以便斩草除根。
但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原来,在张作霖重伤去世的当天,刘尚清等就火速秘密派人去关内给张学良送信了。炸车事件虽如晴天霹雳,使人震惊,但东北整个局势还是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日本人所希望的那种混乱状态。张作霖所乘列车被炸的事,张学良当天就得知了,但父亲情况如何,却不了解,他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受点惊或负点伤也是可能的,更严重的事,想还不会发生。但他显然是估计错了,当他接到东北来信,得知父亲不幸身亡时,真如万箭穿心,眼泪似断线的珠子,顷刻间把信纸滴湿一片,但没有哭出声音来。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痛苦和愤怒,待前线形势趋于缓和,并开始逐步往关外撤兵时,才又剃光了长发,身穿士兵服装,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由卫队营长崔成义率领几名得力卫士护送,并化装成伙夫,于黑夜中混杂在经滦州东撤的士兵当中,才乘坐闷罐车返回奉天的。
那时,就这样仍担着不少风险。火车每当经过大站,象山海关、绥州、锦州等地时,各站站长及日本宪兵均荷枪实弹,登车巡视,每检查一个车厢,就询问谁是车上的指挥官?张学良是否在这趟列车上?士兵们有认得崔营长的,就说崔营长是指挥官,至于张学良在不在车上,崔营长断然否认了:“张学良正在关内指挥作战,怎么能会回来?”这才巧妙地掩护张学良平安回到了奉天。
在这之后的东北政局,仍然是很不平静的,围绕着炸车案的余波和究竟由谁担负东北地区的军政首脑,以及东北向何处去等问题,在上层,在领导集团内部,也仍然存在着矛盾的,有时甚至明争暗斗、风波迭起。如为了尽可能隆重地为父亲治丧,并继承他的遗志,张学良回来后的繁忙、紧张,是不难想象的。他需要休息,需要平静,需要内部团结,上下一致。然而,就在这个多事之秋,偏偏有人又想搞点什么名堂了,不是“经”念歪,就是“唱”走调,使他好不痛快。就说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吧,本可晚些时候等大丧发完再召开嘛,可是硬要马上开,还让他必须按时出席,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那时,“大多数人认为,张作霖之死有利于日本,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利于日本。把张作霖之死看成有利于日本人的那一派,眼下都使足劲往实力派杨宇霆那边靠。他们鼓吹满蒙地区可以顺从日本人的意图,接受日本人的指导。虽然他们惧怕杨宇霆的鬼精诡诈,因为在大帅活着的时候,他一口一声‘上将军’,给好多同僚上过谗言,特别是他对以张学良为首的少壮派根本没放在眼里。虽然如此,他们说从整个东三省来看,老一辈还得有这么个人出面。可在目前,张学良却有意疏远日本,投靠南京政府。眼下南方势力日益扩大,晋军和冯军都归顺了。而且南京政府还决定把北京改为北平,直隶改为河北,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令其全权处理接收北平事务;蒋介石又派何成浚到北京与张学良极其秘密地接洽过……基于这些情况,把张作霖之死看成不利于日本人的那一派,就极力往张学良这边靠。两派对立情绪很大,所以在即将召开的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上肯定是要有一场斗争。”⒄
果然,在那天会上,有人想兴风作浪,想上台,使张学良一度处于颇为不利的境地:
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到齐全了,就缺张作相老督办了。大家议论说,不要等他了,他会来的。因为推举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消息早传出去了,这已是铁板钉钉。并且在这之前,有人已经把新总司令军服送给了他。
当然,张作相曾经表白,他一定要“老把侄儿(张学良)”继承父业。但到了关键时刻,一般人都会抓住不放,张作相嘴上那么说,实际上他究竟会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眼下还谁也解答不了。况且有的密探还侦察出张作相公馆曾连着三次派人买红纱灯,人们纷纷猜测着张作相可能是在等着搞庆祝。没话说,在会议进行到高潮时,张作相如若着总司令军服,突然出现在会场,当会引起很大的轰动,记者们早已上好了胶卷,等着拍照了。
就在要开始推举总司令的时候,常荫槐却突然指使一个人当众宣读了伪造的“大元帅遗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