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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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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山雨欲来(10)

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来电:“英国外相言外之意暗示,日本如以阻止俄国南下为目的,则承认日本此举。”

这“言外”二字,是奇妙的表现手法。外交官在正式发言以外,有时也依据社交礼节,适当地做些闲谈,不过是些花样罢了。事后才弄明白,青木公使的这个报告是一厢情愿的观测。

日本政府最担心的是俄国的态度。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曾以相当严厉的口吻,质问日本出兵的理由,态度极其傲慢。

然而,据在西伯利亚单枪匹马闯出了名的参谋本部大佐福岛安正的情报说,俄国远东兵力比想象的要弱得多,没有充足的军事力量介入朝鲜。俄国不足惧,而英国也终将默认。

与青木公使截然相反的情报也接踵传来。上海大越总领事报告说:“英国准备以再次占领巨文岛为条件,默认中国吞并朝鲜。”天津和北京的电报说:盛传中国为往朝鲜增援,正在动员军队。

陆奥外相向川上参谋次长征询:

“我很了解大鸟公使的处境,但国家利益必须高于一切,不得不如此……假如现在丢掉这个战机,你说……”

“事不宜迟,现在动手都已经迟了。随着西伯利亚铁路接近完工,俄国的态度会越来越强硬。现在的傲慢还只是在口头上,等到下一个机会,谁知道会怎样呢?再说,这次的动员计划已经完成,到了这步田地,还能缩回去吗?这一点,我想你也是很了解的!”

川上操六微笑了,那意思是说:出兵朝鲜,是我们两人共谋,到了此时,还提什么假定问题,简直是浪费时间。

6月12日,大鸟来电希望把混成旅团撤到对马之日,大本营决定把第五师团动员起来,开赴朝鲜。

设立了大本营之后,动员、作战等均服从于统帅,即使内阁有意见,也无法介入。

大本营的决定属于一级机密,在汉城的大鸟公使自然不得而知。

大鸟公使正在同袁世凯进行撤兵谈判。

这时,一户大队已经开进汉城,驻防日军达到一千人。大鸟、袁世凯采取了阶段性撤兵这一现实的方法,意见趋向一致。即:日军撤走四分之三,留在仁川二百五十名,清军撤退五分之四,留下四百名,从牙山移防到仁川附近。一旦“乱匪”被扫荡干净,则全数撤走。

然而,在谈判的进程中,大鸟接到东京驳回他的提案的指令。

双方的意见取得一致是在6月15日,只等互换正式文本了。

李鸿章发电报给派遣军,命令做好撤退准备,是在双方会谈当中的6月13日。

派遣军总司令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副司令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他们正在仁川以南、成钦以西的牙山构筑阵地。

李鸿章比在朝鲜当地的袁世凯更乐观。迄今为止,他的政治都是注重于人事关系,他非常相信伊藤博文。

他还估计,日本议会一定会阻止日本政府的乱闯。这一点,应该说是李鸿章的无知。这时的日本议会中对外强硬论占主流。对那个超越政府、超越议会的“大本营”的性格,李鸿章更缺乏正确的理解。

李鸿章心里所强烈盼望的,是“只有战争,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倘若现在同日本掀起战争,首当其冲的将是他多少年来惨淡经营的淮系北洋军。北洋军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若受到损伤,必将危及他的政治地位。

李鸿章虽然是清政府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政敌也不少。如果他的立场动摇起来,就再也无法防御政敌的攻击。很明显,政敌可能会高唱对日强硬的论调。

李鸿章这么一反往常,急于采取撤兵的和平措施,正是因为他意识到政敌的动向。

“整备归装!”这封电报没有明言立即撤兵,但谁读了都会想到是要撤兵。

李鸿章给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发出这封电报的同时,东京的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封电报发到了天津。

“伊藤博文首相表明,在平定民乱以后两国共同撤兵,但言外之意含混不清,似有驻留军队、协商善后措施之意。”

又是一个“言外”,把李鸿章的乐观情绪给动摇了。好像不完全撤兵,而且,是被视为最稳健的伊藤隐约透露出来的!莫非也是为了防备政敌攻击,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李鸿章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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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山雨欲来(11)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是按照他的主观臆断来发展的。

6月14日的阁僚会议上,李鸿章寄以希望的伊藤博文提议:“朝鲜内乱应由日、清两国军队共同合作,迅速剿平。乱民平定后,应由日、清两国向朝鲜派出委员,进行内政改革。”

他高唱镇压内乱,却只字未提撤兵之事。

汪凤藻算不上一个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但他却能感觉并把握伊藤首相的“言外”之意。

陆奥外相经过一整天的深思熟虑,断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向“机动多变”的时期。他估计,对于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会同意。于是,在第二天的阁僚会议上,他表示原则上同意伊藤提案,但提出两项补充:

“一、同清政府进行谈判,不管其是否同意,不看其结果如何,我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决不能撤回。

二、如果清政府不赞同我国的提案,帝国政府应以自身力量担当促使朝鲜政府进行改革之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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