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评价统一全国的晋武帝司马炎:“只是个中人之姿的君主,正赶上孙皓暴虐作乱,老天送了一份大功劳给他。”[2]
荀羡抬头瞟他一眼,不以为然:“能成大事者,正在把握时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
相比事后总结,永远是事先预测的能力更为宝贵,荀羡争的便是这对时机的判断。
却见谢安不急不缓地摇了摇扇子,问道:“昔荀令君执掌枢机积年,门庭显耀至今,未曾断绝。令则为荀令君六世孙,可知前朝关中胡户几何?汉户几何?”
说完,他并未看荀羡,而是将视线对上王琅,将未尽之问抛给她。
王琅没料到他会从这个角度切入,但对他的问题却很清楚,当即蹙了蹙眉,没等荀羡回答,自己接道:“南北不通消息已久,土断半不可信。我观吴地近二十年黄、白籍户数变化,大抵做过一些推断,情况恐难乐观。”
三国受战争与疫病影响,汉民锐减,到了西晋太康之治时期依然远未恢复到汉末水平。
荀家说是旧族,可能留有些曹魏时期的笔记,对西晋的情况却没机会知晓传承,所以这一问实际是问给王琅听的。
当世之中,论起对这些数字的了解,谁也比不上她。原因在于她为王导做过一段时间幕僚,自家多年任地方刺史,既有机会留心关注,又有机会根据实际情况修正现代知识建立的人口模型。
由于结论太过触目惊心,她一直未透露给任何人知晓,谢安能察觉此事是他作为一流政治家敏锐天赋所致,但实际数字他也根本想象不到。
王琅深深吸了一口气,以平静语气道:“战争、疫病、赋税、徭役,息息相关,皆害民生。‘招抚五胡’遂为国策,魏为肇始,晋因袭之。齐万年作乱后,江统作《徙戎论》,盖言此事,而惠帝不能改。”
汉人这一概念,基本上萌芽于晋朝。
晋人自称为晋人、中国人、华人,胡人称其为晋人,晋亡后逐渐统称汉人,与南人北人的地域之分不同。[3]
由于中原地区常年战乱疫病,人口太少,从曹魏到西晋都在迁徙边境胡人入关,与原先的汉民共同居住,充实中原人口。
民族不同,风俗不同,其中又夹杂着战争制造的仇恨,需要漫长的时间与极高的治理能力弥合矛盾。
魏晋统治者并非不知道这些难处,只是人口压力摆在那里,类似劫掠人口的形式强行补充反而是综合评价下成本最低的道路,便是饮鸩止渴,也只能先喝了。
于是,即使在衣冠南渡之前,北方地区,尤其是关中部分地区的胡汉比例已经到了非常夸张的数字,谁是少数民族都说不准。
江统建议将胡人迁回胡地,看似先见之明,其实没触及根本矛盾,不仅纯属空想,反而加速灾祸,唐朝人修史书回顾这段历史时便看得十分清楚。
王琅停了停,又道:“此事中还有一事,便为华夷通婚之后,所育子女属华属夷。”
这一节连谢安也未想过,抬起眼帘看她。
荀羡问:“莫非胡俗以子随母?”说完,又自己摇摇头否定,“文姬之事与中华同。”
王琅轻轻摇头:“征人远家,子女为母抚育,往往亲近母族。”
她不好举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的例子,便说了个在雍州听到的事例,向两人大概介绍了胡汉杂居处的复杂情形。
胡汉民俗不同,互不通婚,生育混血的多与战争掳掠相关,女方地位极低。也有少量胡主中原以后,两族大姓之间的嫁娶,典型例证为晋惠帝皇后羊献容被匈奴刘曜强占,再纳为皇后,育有三子。
甚至在现代,由于加分政策,许多家庭更愿意选择让孩子入少数民族,这便是现实的复杂性所在。
谢安注意到了北方人口结构的变化,证明他已经意识到北方矛盾核心的重大变化。
相比东汉乃至三国时代,战争只是收复中原的第一步,处理不好多民族问题,打了多少都要吐回去,甚至还不如固守江东。
时代变了。
作者有话说:
[1]《汉晋春秋》: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
[2]谢灵运《上书劝伐河北》:晋武中主耳,值孙晧虐乱,天祚其德,亦由钜平奉策,荀、贾折谋,故能业崇当年,区宇一统。
[3]谢灵运《辨宗论·问答附》:良由华人悟理无渐而诬道无学。
直到唐朝也自称华人、唐人,元朝才大面积使用汉人称谓。感谢在2022-05-1923:21:392022-08-2915:37:01期间为我投出霸王票或灌溉营养液的小天使哦
第85章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若硬要将寒冰与炭火置于一处,不是冰熄灭炭,便是炭融化冰,彼此消耗。”
“汉朝兴盛之时,匈奴止于边塞,少数迁入中原,自被中原同化。而今诸夷大举内迁,北人南渡江东,此消彼长,再想让晋人制服诸夷,取得长治久安,便要谨慎处置。”
“伤害最小的方法,是将冰炭拆分至不同器皿,互不影响。其次是拆散寒冰,逐步多次融入炭火,循序渐进。最下是不留余地,尽消冰或尽灭炭,刮骨去毒。”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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