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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鲜正学:长征中的宣传员

(四川南江人,1933年加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参加长征。西征甘肃时被俘,后逃回家乡。此后一直在家务农。)初当红军违反纪律,不肯当勤务兵,又哭又闹,逃回运输队;做宣传员,阵地上凭三寸不烂之舌劝降敌人士兵;长征途中饿着肚子,包里揣着鸡蛋却从来不敢吃……

附录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事记

附录二解读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迟宪平

附录三“会议流”中的长征王湘穗

附录四长征档案中鲜为人知的史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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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长征,留住这段红色记忆

贾永

70年前的10月,三支红色大军与先期到达陕甘黄土地的红25军等红色队伍紧紧相拥,在他们的背后,是一组至今仍难以超越的纪录:平均日行军74华里;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场战斗发生,平均走365华里才休息一次……最先报道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这次行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把长征誉为“震动世界的行军”。在斯诺眼中,与红军长征相比,西方战略之父汉尼拔带领远征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向罗马进军,只不过是一次假日远征。长征,始自于1934年10月10日。随着第五次反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即第一方面军不得不告别曾经养育过他们的赣南、闽西红军根据地,率先拉开了长征的序幕。一个月后,红25军从豫南开始长征。翌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11月19日,红二方面军也踏上了远征之路。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的生死考验,以及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在一次次绝地逢生之后,总数超过20万人的大军,经过总行程6万5千里的远征和西路军蒙难,最终到达陕北的仅剩3万余人。但,正是这些红色的种子,改变了中国的命运。长征路上走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代伟人:毛泽东,邓小平;走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全部成员;走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5位国家主席、代主席;走出了人民解放军的9位元帅、8位大将和90%以上的开国上将、中将、少将。70年过去,长征的领导者已全部辞世。参加过长征的开国上将,也仅剩肖克、洪学智2人健在。即使普通的长征参加者,也全部都到了生命的晚秋。从两年前的长征出发70周年开始,我们新华社解放军分社与东方卫视一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寻访健在老红军的活动,抢救这段红色的记忆。从江西瑞金到湖南桑植,从安徽金寨到湖北红安,从贵州赤水河到云南金沙江,从川西雪山草地到宁夏六盘山麓……我们从一处处红色故事的发源地、诞生地,寻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和当年的故事。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寻访到了206名健在的老红军。他们的平均年龄89.6岁。遗憾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已不能面对镜头。因此,我们通过电视来记录的,仅仅为他们中的10人。虽然,他们的记忆还远不足以展示整个长征,但,他们的故事,同样能给予我们众多的启示。这无疑是一群理想比天高、比地大的人。正是他们心中红色的理想和红色的信念,使得他们的意志、毅力得到了空前的迸发。此后,无论是与日本侵略者拼死抗争,还是与国民党逐鹿天下,从长征中走出的一代人始终是我们党、我们军队的核心。在长征胜利仅仅13年后,毛泽东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了一个崭新共和国的诞生。在他身后,站满了从长征路上走出的一代战将。这一天,也是在10月。

作者: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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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关于行走的故事

黎瑞刚

长征,英语将其翻译成“The Long March”,意思是“长途行军”。但我以为,抛却长征在军事上的意义,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它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的概念,我更愿意将其翻译为“The Long Walk——漫长的行走”。长征,是一个关于行走的故事。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里,有很多关于行走的故事。为了一个“仁”字,孔子周游列国。为了一本普渡众生的真经,玄奘西天取经。“行走”是一个类型化的故事母体,就像爱情一样,是又一个永恒的主题。行走是水平位移,从一端向另一端。它的一端是意志,它的另一端是目的地。行者无数,行者无疆,行者无惧。为了理想的实现,为了真理的伸张,为了命运的转折,为了从黑暗走向光明,列国的边界挡不住,“八十一难”难不倒,两万五千里“走泥丸”。长征,我们已经说了70年。70年后,我们如何“再说长征”?2006年,有很多“小分队”,活跃在当年红军的西行线路上。他们手拿移动电话或者笔记本电脑。他们打着红旗。他们中许多人很年轻。这些年轻人或爬一次雪山,或穿一次草鞋,或吃一次野菜,或燃一堆篝火。我支持这样的实地体验,我也相信年轻人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长征不等于爬雪山过草地。也不等于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历史的细节,会不可避免地被岁月侵蚀。但长征,一个浩瀚而传奇的“行走”意象,越远越鲜明。后世的人们或许会这样跟他们的孩子说:很久很久以前,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杀出一条血路,坚定地行走。他们竟然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次震惊世界的行走,其内涵丰富而博大。它的起点,或许不在江西瑞金,不在福建宁化,而要上溯到1840年;他们的先头部队,或许不是红一方面军,而是康梁、是六君子,是先行者孙中山,是嘉兴南湖的那艘画舫。为了找一条出路,一支队伍行走两万五千里,一个民族已经行走百年。人常说“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说“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今天,我们说这些话不需要注释,不需要引经据典,它们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语言。毋庸置疑:英雄史诗“长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一个励志品牌。如果说长江是中华民族的自然遗产,长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那么长征就是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非物质遗产。《我的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这本书的出版,就是对长征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为了这本书,SMG的记者发扬了长征的行走精神,辗转数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壮士暮年的英雄(或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为了这本书,记者与时间赛跑,在告别“西行漫记”时代70年后,他们完成了一部“西行速记”。我的书架上,需要这样一本书。

作者: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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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游击队投奔红军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打到四川宣汉县境,读过3年私塾的贫农的儿子向守志,受到了革命教育,幼小的他从此开始漫长的革命生涯,先后任区少先队队长、区游击队队长。向守志三次走过草地爬过雪山我的长征路更长。

1988年向守志被授予上将军衔1934年7月,在四川军阀刘湘发动对川陕苏区的“六路围攻”最紧张之时,宣汉县区游击队队长,只有17岁的向守志毅然决定,带领一百多名游击队员集体参加工农红军。就在向守志决定加入红军那天晚上,母亲通宵达旦地为向守志赶做了一双粗布鞋。第二天,她对儿子说:“孩子,你放心地去吧,我们穷人要有活路,就得跟着共产党和红军闹革命。”不过当时的形势对红军很不利,国民党的围剿非常疯狂,一旦红军战士被抓住,就会被杀头!因此,也有游击队员对于参加红军有点犹豫。有队员表示顾虑说,“队长,再考虑考虑吧?”也有队员说,“形势不妙啊,队长,我们能不能再缓一缓?”更有队员十分担心地说:“队长,敌情这么复杂,我们这时去,合适吗?我们得为自己想想后路啊?!”但是铁了心的向守志表示他心意已决,一定要参加红军!加入红军后,向守志被编入红9军第76团第2营第4连。按照当时的政策,向守志作为区游击队队长,又带来一百多人,至少应当个排长。团领导也对向守志说:“我们打算让你先从排长干起,怎么样?”但向守志急忙说:“首长,我年龄还小,还是让我先当兵吧!”团领导想了想,点点头说:“也好,先锻炼锻炼,那么你想当什么兵呢?”“我有1米73的个子,身体又结实,我想扛机枪。”向守志回答说。“为什么想扛机枪?”团领导问。“用机枪比步枪打死敌人多!”向守志头一抬,大声说。“你这个小鬼!”团领导摸摸向守志的头,笑了笑。就这样,向守志先在4连当战士,没几天,被调到团部当通信员,不久又被调到团机枪连当战士、班长,扛马克沁重机关枪。这一扛,就是两年多,直到1936年8月,向守志离开机枪连,到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8月,他毕业后,担任129师386旅771团特务营连长,后任营长。

一根竹棍拯救战友生命

1935年3月28日夜,徐向前指挥向守志所在的红9军与红30军、红31军主力,兵分三路,强渡嘉陵江天险,向西挺进,拉开了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序幕。为了早日与中央红军会合,部队几乎天天行军,天天打仗。长时间的行军打仗,指战员们的脚都磨烂了,无论谁脱下草鞋,露出的都是一双血迹斑斑、溃烂流脓的脚。向守志的双脚也不例外,一路走来,肿痛难忍。最后只能把双脚用一层层布或稻草包裹着,但没多久,那裹脚布或稻草上就渗出了斑斑血迹。当时向守志的负荷还要比别人重,因为他肩上扛的是挺重机枪。而且向守志还一直是连队收容队负责人之一。收容队成员不但自己要和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还肩负着帮助体弱和有病人员长征的重任。1936年2月,红9军行进到党岭山,党岭山的海拔有5000多米,藏民称之为“神山”。上山一百里,下山一百里,峰顶气温在零下40摄氏度以下。当地有一首民谣说“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正当部队走到半山腰,突然狂风卷着积雪,积雪裹着沙石,带着一股骇人的啸声吹打着艰难行走的红军队伍,这时刚被收容的伤员小瞿,实在是累得走不动了,就对向守志说,想休息一会儿。向守志赶紧上前几步,扶住小瞿说,出发之前先遣队已经说过,半道上千万不能休息,一休息很有可能会牺牲。可是小瞿还是苦苦哀求,说他实在走不动了,就是死了,也要留下休息。看小瞿实在是累得走不动了,向守志也知道,再说也是多余,于是就把手中的竹棍递给他,让小瞿抓紧竹棍。小瞿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伸出了冻得发抖的双手抓住。一步、两步、三步……早已筋疲力尽的向守志艰难地前行。山越来越陡,雪越来越大,风也越来越凶猛。突然一个趔趄,他摔倒在地。“副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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