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随着爱伦?凯女士的一句名言“无论怎样的结婚要有恋爱才算得道德,倘若没有恋爱,即使经过法律上的结婚手续,也是不道德的”风传九洲,新式知识分子们则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盲婚是否能使自己幸福?自由恋爱呢?
在这个大变局的时代,很多人都在思考并寻找未来的路。可在选择与放弃的过程中,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导,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无论是放弃所谓爱情留守发妻身边,还是放弃发妻转而投奔新的爱情,他们到底是“获利”的,但作为被选择方的女性,却终有一个受到伤害。
1923年,北大教授谭熙鸿丧妻两个月后,即与妻妹陈淑君联姻,与陈有口头婚约的沈某在报纸上痛斥谭陈。4月19日,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为谭陈辩护的文章《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提出爱情四项定则:1。爱情是有条件的;2。爱情是可比较的;3。爱情是可变迁的;4。夫妻有如朋友,离散在所难免。张的文章见报后,在《晨报副刊》上引发为期两个多月的大讨论,影响遍及全国。
爱情究竟有什么规律,该往哪个方向走,似乎谁也没法给出确定答案。爱情的先锋们,也只能说是筚路蓝缕,磕磕碰碰,摸着石头过河,成与败,都是宝贵的历史经验。
庐隐和郭梦良结合,恰恰也在这蹊跷的1923年。
离婚这问题,放到现在,好办。男方想要离婚,充其量净身出户,给抚养费。不少演艺人士,当迈向人生大舞台后,与农村的老婆分手,也是因为再无共同语言(当初怎么有?只因当时年纪小?)。那怎么办?离婚。代价是,放弃财产,给钱。市场经济,人心不古,婚姻界限尤其分明,离婚这事当然相对容易,可在百年之前,新与旧交缠在一起,离婚确是难办。
庐隐:所谓自由(4)
男方抛弃家乡不识字裹小脚的发妻,和新女性结合,那发妻未来的生活怎么办?被丈夫抛弃(老话说是被休了),余生她将以何种面目对世人,唾沫星子满天飞,恐怕发妻再无活路。
身为女人,叨在同性,庐隐又于心何忍?强行要求爱人离婚,那等于杀了另一个人。可自己与恋人,又着实相爱,难分难舍,如何是好?
庐隐的做法是:先尝试着精神恋爱,走柏拉图路线,后觉实在太苦,终于放弃努力,放弃名分,选择和爱人同居。
一个是与未婚夫解除婚约的女人,一个是故乡有妻子的男人,庐郭的结合,平地惊雷,堪称一时之盛举,北平的保守势力,自然也不会轻易错过这个发泄恶气的好机会,流言蜚语,瞬间漫天飞舞。庐郭二人不得不选择南下上海(上海社会环境相对宽容),举行婚礼。
单枪匹马穿过漫天烟火,在爱情的征途上,庐隐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可钻过微光薄透的黑山洞,真的就是爱情的桃花源吗?
胜利以前,是与外在世界作斗争,胜利以后,庐隐们需要面对的,是庸常的生活,和自己的不安的内心世界。
从轰轰烈烈到平淡如水,女人们从浪漫爱情花前月下的女主角,转身变为空山绝崖下的老尼,春光秋色,都与她们不再关联,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才是首要任务。
可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庐隐的内心,又有了新的困扰。在纷歧的人生路上,她发现自己,也不过是一个怯生的旅行者。
在女子大学所学的满身本领,放到家庭几尺见方的屋子,总显得不那么协调。作为女大学生,虽然庐隐们也在兼做着教职,闲暇的时候读读书,聊以*,可校园时期那种济世的豪情,在婚姻生活里,受到了无形的打压。
在老大的中华民族尚在挣扎的屈辱年代里,庐隐们,其实是胸怀天下的,她们很想为社会做点事。
料理家务,固然是当时女子婚后重大的责任,可是庐隐们不甘心,不甘心自己未来如此了结。婚姻是围城,在外面的拼死冲进去,身处其中,又觉得意趣平平,不过如是。
那么路在何方?在小说《胜利以后》里,庐隐给出了自己的思考:琼芳和平智取得了婚姻的胜利,但婚后,琼芳却陷入了无边的枯寂中,胜利以后的苦恼,无处诉说。这时好友,沁芝来信,琼芳发现旧时大学闺蜜,几乎都陷在婚恋的苦恼中。沁芝、肖玉、宗、冷岫,每个人都在新的家庭中消磨了志气,只有独身的文琪,担任着一所女子小学的校长,过着积极而忙碌的生活……文琪遂成为整篇小说的唯一亮色,回到独身主义,这仿佛是庐隐指出的女性未来的光明路,可这条路真的走的通吗?庐隐自己也不敢笃定,她终于只发出了“做人只是无聊”的感慨。
为*,为人母,仍不时地徘徊歧路,悄问何处是归程。这是庐隐勇敢的探索,只可惜,还未待她给出答案,郭梦良便因病去世。
1925年11月,庐隐带着孩子护送郭的灵柩回福州老家,就此和婆母及郭的前妻生活在一起。婆媳矛盾自古有之,丈夫这个“双面胶”的去世,使得婆媳之间的相处,更为困难。庐隐,郭母,再加上一个郭前妻,三个女一台戏,以前是遥遥相对,天大的矛盾,不抵在眼前,但凡大面场过得去,终究好说好说,可如今郭君已死,庐隐扶灵归乡,婆母前妻难免会暗暗责怪庐隐不会照顾丈夫,三人关系,微妙之极,如此这般日夜相处,怎不尴尬?个中怨怒,仿似黑道纠葛,无法向外人道。
1926年夏,熬了大半年的庐隐,终至爆发,决心离开福州,北去上海,在大夏大学担任女生辅导员。可没多久,爱换工作的庐隐,又觉厌倦,便又回到北京,担任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文字编辑,干了一年,她觉得这工作太机械,便辞了职。
后几经辗转,庐隐终又回到女师大附中任教,和好友石评梅相伴,喝酒、吸烟、同病相怜。
从家庭的困扰中解脱出来,去社会上做事,庐隐的这段实践,恐怕只能是增添了她的苦闷与惆怅,当初改造社会的宏愿,碰到病痛满身的中国,到底打了许多折扣。
婚姻失败,奉献社会又感失望,前途漫漫,庐隐不能不苦闷万分。这苦闷,不仅是爱的苦闷,更是生的苦闷。人生太短,可有时候又觉太长。精神上无所依凭的庐隐,就这样度过了生命中一个短暂的放浪形骸的时期。
直到清华学生李唯建出现。
李唯建时为清华西洋文学系学生,比庐隐小八岁。爱情太讲时机,早一点遇见,庐隐不可能接受弟弟一般的李,晚一点遇见,庐隐又可能全然心灰意冷,对爱情死了心。
石评梅的去世,给庐隐很大打击,李唯建在这时节出现,对于庐隐,的确是极大安慰。
一部《云鸥情书集》,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