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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根据梁廷芳大尉（一九四六年）出庭参加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四三），十六日下午五时左右，当他改穿便衣后躲藏在国际安全区的难民收容所时，日本军命令他们去下关，同时强行拉走五千个人左右，组成了长达四分之三英里的队伍，他险些被杀。到十一时左古，枪杀已持续了四个小时，他避开日本兵的视线，和朋友一起跳入扬子江，隐藏在崖下，后来才得救。梁大尉对当时的枪杀情况作证说：“我们到达那里时，在江（扬子江。——洞富雄注）边附近排成一行，两边和前面都有日本兵和机枪，机枪口对准了一排人。还有两辆卡车，车上装有粗绳，大家五个人一组，倒背着手被绳子捆绑起来。我还亲眼看到，在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先被日本人的步枪射中，后被扔入江中。在那里，包括乘轿车的军官和其他军官在内，约有八百个日本人。”从下午七时开始进行枪杀，据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二时（《远速》，四十三号，前引书1，第七十二至七十三页）。

梁廷芳的宣誓口述，没有讲明日本军从安全区的哪一个收容所里带走五千名中国军民，也未明确说屠杀的地方只是在下关。然而，根据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对谷中将的判决，指出该收容所是华侨招待所，屠杀的地方是在下关中山码头，并知道，同梁廷芳一起逃跑的友人是白增荣。

在梁廷芳的宣誓口述里，既未讲清楚五千个人全部是难民，也未讲清楚他们同在一个收容所里，但在判决书中，把他们都说成是华侨招待所——收容所里的难民。可是，根据十二月十七日那天《南京安全区难民收容所一览表》里的记载，在华侨招待所里收容了二千五百个家属（前引书2，　第一三一页）。所说的五千个人，不啻是华侨招待所的难民。收容所的人，也许是从安全区内几个收容所里强行拉上的残兵败卒及其嫌疑分子，再加上从别处强行拉来的俘虏等的总数。梁廷芳和白增荣可能是偶尔躲到其中一个难民收容所即华侨招待所的难民收容所里的残兵败卒。

当时有个日本人亲眼看到许多人，估计是残兵败卒的队伍被押往屠杀的地方。这一点，后面将作详细介绍。他听说，那些残兵败卒是“一网打尽的，说有三批”。所谓三批，大概是意味着从三个收容所里抓来的。

南京杂货零售商人尚德义，也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庭参加了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在下关集体屠杀中，他是幸存者。据他陈述，他住在安全区的上海路华新巷一号。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左右，他和哥哥、堂兄以及姓名不详的邻居五人都被属于小岛部队的日本兵逮捕，押往下关，那时他们看到那里已有一千名以上普通男子，大约队下午四时起，日本兵开始对他们进行集体屠杀（《远速》，三十五号，载前引书1，第四十一页）。

关于在下关的集体屠杀，虽时间不清楚，但中国方面提供了几个人的证词。

当时，孙永成是南京的粮商，曾被驻在下关车站附进的日本军营房里的伙夫抓去劳动。他说，他在此期间亲眼看到在营房附近的堤坝上约有一万名中国人被枪杀，然后被抛入江中（检证一七一八。《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一三○页）。

在下关和草鞋峡交界处有一家英国人开设的和记洋行——大型肉类禽蛋加工厂。一九六五年访问南京的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的团员们曾听汪良说，当时有数千名中国人在该工厂避难，被日本军发觉后，全遭杀害（山冈繁：《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受害地区》，第十页）。这些难民或许被当作便衣兵或公务员而遭杀害的吧。关于屠杀避难于和记洋行的军民一事，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检察方面准备的证据——《日本军在南京屠杀中国居民和解除武装的军人以及南京红卍字会掩埋尸体的实际情况以检证一七二八。此书面证据未向法庭提出）——中是这样记述的：“在和记洋行工厂里有数千名、在宝塔桥有数百名当地居民和已解除武装的士兵当了俘虏。他们被关入煤炭港的仓库里，门锁得紧紧的。日本兵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并把煤油浇在尸体上，点火焚烧。他们对在下关老虎山被解除武装后的数千名中国兵也采取了同样手段。”（前引资料集1，第三八五至三八六页）

对于在下关北边煤炭港（其北边是宝塔桥，靠宝塔桥的江边是和记洋行）里发生的大屠杀情况，曾于一九七一年夏为调查南京事件而访问该地的《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也直接从险遭枪杀的陈德贵（五十三岁）那里听到过。据本多说，在煤炭港被屠杀的难民，是收容在和记洋行的市民，他们原以为那一带是英租界，可能日本军不会进入，因而才去那里避难。但收容在那里的数千个居民中，有二千名青壮年男子被抓走，并在附近的煤炭港遭杀害。那天晚上，也有许多留在难民区的年轻妇女被强行拉走（《中国之旅》，岩波文库版，第二四三至二五一页）。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中国方面关于收容在宝塔桥难民区的人数和被害者的人数，　似乎说法不一。　马吉牧师　（一译马骥、　梅奇——译者）　（Rev。　JohnGillespie　Magee）　（？）在信中就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的情况说：在扬子江岸边有二万难民，　他们要求前往城内的安全区（洞富雄编前引资料集2，第四十一页。参照本书第一○三页）。

最后，介绍一下亲自下令屠杀集中在下关的数千名中国兵的当事人的手记。十二月二十一日，当时担任南京地区西部（包括城内）警备司令官的佐佐木到一少将，在其《进攻南京纪实》一文中，就昭和十三年一月五日的情况记述如下：“依次逮捕在城外近郊继续不听命令的残兵败卒。在下关予以处决者达数千人”（《一个军人的自传》，增订版，第三三五页）。这难道不是一次就枪杀了数千名散兵吗？这一记录特别引人注目。

日本人对十六日大屠杀的证词

上面所述是中国方面就发生在扬子江畔下关和草鞋峡的大量屠杀事件所提供的证词。应当认为，这些证词中也可能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所讲的死亡人数。颇有夸大之处。

关于十六H晚在扬子江岸边发生的严重惨剧，　日本方面也有两、三个证词。一个是前面提到的《野战邮政旗》著者佐佐木元胜，他是在十六日下午进入南京的。他在这一天所记日记的最后部分写道（〔〕内所记内容，系新版时恢复的）：

回到中山门附近的邮局后，天已漆黑。山森事务官和梅森书记向不愿意开车的司机兵塞了一些钱，要他朝下关的邮局驶去〔夜已很深，这辆卡车的司机兵忽地回来了，　说是下关情况严重〕　。那天晚上，在下关邮局〔停车场附近。——洞富雄注〕附近的江边，响起了激烈的扫射残兵败卒的机枪声。航行在江上的驱逐舰点着了凄凉的灯，用机枪扫射企图在浊流中逃跑的人（上册，第二一七页）。

佐佐木从下关的中国邮局回中山门附近野战邮局，大概途经中山北路附近时，看到有大批残兵败卒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其悲惨的情景，他描绘如下；

“大批苦力连续不断地走在黑暗的马路上，他们在荷枪实弹，并装上了刺刀的士兵带领下，排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他们就是俘虏。我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探出头来问那带队的士兵，据他说这些俘虏都是换上了便衣的士兵，已被一网打尽，共有三批。很多人佩有日本臂章。有的背负卷起的灰色毯子，腰挂饭碗。有的为了不使自己掉队，正急匆匆地赶路，他们三人一排，手挽着手，吵吵闹闹，犹如野游般地走着。有谁稍许走慢一点，便会不分青红皂白地遭到士兵的毒打。其中有十五、六个人，看起来像是勤杂工。皎洁的月亮当空升起，今夜如此一大群的俘虏可谓是空前的了。啊，亡国的悲惨！”（上册，第二一七页）

佐佐木全然没有说明他们去何处，这些俘虏恐怕是被带到下关——屠杀的地方——去的吧。

这天，佐佐木也在南京市东部麒麟门附近看到了大批俘虏，他写道：“在麒麟门稍许前面一点，靠右手的工路试验所（原文如此——译者）广场上，蹲着许多穿青灰色衣服的、看上去像是苦力模样的人。那是解除了武装的四千名中国兵。在路旁也有很多中国兵。他们瞪着眼睛，流露出可怕的目光。在储集弹药的马群镇，日本军对两百名残兵败卒进行了扫荡”

（上册，第二一五页）。第二天，十七日，佐佐木在紫金山参拜中山陵后，在归途中又看到了大批俘虏的队伍，对此，他只是简单地写道：“在中山门前又遇到了大批解除武装的中国兵。这是〔七千二百名左右〕大批乞食者的行列，没有一个人可怜。”（〔〕内所记内容，系新版时恢复的。第二二○页）

佐佐木一个人仅就十六、十七日两天所见的情况，认为被押赴遭屠杀的俘虏，似乎也有一万五千名以上（十六日在城内所见的散兵，少则也有四千名），对俘虏的屠杀是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