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签了字,把沾了墨水的手指在裙子上擦擦,然后站起来,对他瞧了一眼。
“不管结果怎样,不管出什么事,我的决心绝不动摇,”聂赫留朵夫说。
他一想到他原谅了她,他对她就越发怜悯,越发疼爱。他很想安慰安慰她。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不论他们把您发配到哪里,我一定跟您去。”
“这可用不着,”她慌忙打断他的话,脸色顿时开朗起来。
“您想想,您路上还需要什么。”
“好象不需要什么了。谢谢您。”
典狱长走到他们跟前。聂赫留朵夫不等他开口,就同玛丝洛娃告辞,走出监狱。他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平静的心情,觉得一切人都很可爱。不论玛丝洛娃的行为怎样,他对她的爱都不会改变。这种思想使他高兴,使他精神上升华到空前的高度。让她去同医士调情吧,那是她的事。他聂赫留朵夫爱她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她,为了上帝。
不过,聂赫留朵夫信以为真的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而被逐出医院,其实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有一次奉女医士派遣,到走廊尽头药房里去取草药,在那里碰到那个满脸粉刺的高个子医士乌斯基诺夫。乌斯基诺夫一直跟她纠缠不休,她很讨厌他。这一次玛丝洛娃为了摆脱他,使劲推了他一把,他撞在药架上,有两个药瓶从架上掉下来,砸碎了。
这时候,主任医师正好从走廊上经过,听见砸碎瓶子的声音,看见玛丝洛娃脸红耳赤跑出来,就生气地对她嚷道:“喂,小娘们,你要是在这里跟人家搞鬼,我就请你开路。这是怎么回事?”他转过身去,从眼镜架上严厉地瞧着医士,说。
医士陪着笑脸为自己辩白。主任医师没有听完他的话,抬起头来,透过眼镜对他瞧瞧,就到病房里去了。当天他就要典狱长另派一个稳重些的女助手来接替玛丝洛娃。所谓玛丝洛娃同医士调情,就是这么一回事。玛丝洛娃在同男人调情的罪名下被逐出医院,这使她感到特别难堪,因为她早就讨厌跟男人发生什么关系,自从她同聂赫留朵夫重逢以后,就更加憎恶这种事。所有的男人,包括满脸粉刺的医士在内,根据她过去的身分和现在的处境,都认为有权侮辱她,现在竟然遭到她的拒绝,不禁感到惊奇。她却觉得极其委屈,不由得为自己的身世伤心得流下泪来。这会儿,她从牢房里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猜想他一定已听到她的新罪名,想为自己辩白一番,说这事是冤枉的。她本来要开口辩白,但觉得他不会相信,只会更加怀疑,于是哽住喉咙,说不下去。
玛丝洛娃仍然认为并竭力要自己相信,正象第二次见面时她对他说的那样,她没有原谅他,她恨他。其实她早已重新爱着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凡是他要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去做。她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还到医院里做杂务工。她所以这样做,就因为这是他的愿望。每次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她总是断然拒绝,不肯接受这样的牺牲。这固然是由于她有一次高傲地对他说过这话,不愿再改口,但主要却是由于她知道,同她结婚,他会遭到不幸。她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但一想到他瞧不起她,认为她还是原来那样的人,而没有看到她精神上的变化,她觉得十分委屈。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丑事。这个念头比她听到最后判决服苦役的消息还要使她伤心。
三十
玛丝洛娃可能随第一批犯人遣送出去,因此聂赫留朵夫积极做着动身前的准备工作。但要做的事太多,他觉得无论有多少时间总归来不及。他现在的情况同以前正好相反。以前他要想出些事来做,而且永远只是为了一个人,为了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不过,尽管生活里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他聂赫留朵夫一个人,那些事情本身却都很乏味。现在的事情都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他聂赫留朵夫,但这些事情却是有意义的,很吸引人,而且多得数不清。
不仅如此,以前别人为聂赫留朵夫办事总使他感到烦恼和不满;如今为别人做事却使他心情愉快。
聂赫留朵夫现在要做的事可分三类。他凭他的古板作风把事情这样分了类,并且据此把有关文件分别放在三个文件夹里。
第一类事是为了玛丝洛娃和对她的帮助。这方面主要就是为告御状奔走,争取支持,以及为西伯利亚之行做好准备。
第二类事是处理地产。在巴诺沃,土地已交给农民,由他们缴付地租,作为农民的公益金。但为了使这件事在法律上生效,必须立下契约和遗嘱,并且在上面签字。在库兹明斯科耶,事情仍象他原先安排的那样,就是他得收地租,得规定交租期限,并且确定从这笔钱中提取多少作为生活费,留下多少给农民做福利。他还不知道西伯利亚之行需要花多少钱,因此这笔收入他还不敢全部放弃,只是把它减去了一半。
第三类事是帮助囚犯们,而来求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起初,他遇到向他求助的犯人,总是立刻为他们奔走,竭力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后来求助的人实在太多,他无法一一帮助他们,这样他就情不自禁地承担起第四类事来。这一类事他近来最感兴趣。
第四类事就是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所谓刑事法庭这种奇怪的机关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必要存在?是怎么产生的?有了这种机关,也就产生了他同一部分囚徒在其中相识的监狱,以及从彼得保罗要塞起到萨哈林岛止的种种监狱,而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有了这么一部莫名其妙的刑法正在那里受尽苦难。
聂赫留朵夫通过他同囚徒的私人关系,通过他同律师、监狱牧师和典狱长的谈话,以及了解被监禁人的经历,他把囚徒,也就是所谓罪犯,归纳为五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