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园(和后来的静园)对我说来,没有紫禁城里我所不喜欢的东西,又保留了似乎必要的东西。在紫禁城里我最不喜欢的,首先是连坐车、上街都不自由的那套规矩,其次是令我生气的内务府那一批人。如今我有了任意行事的自由,别人只能进谏而无法干涉。在紫禁城里,我认为必要的东西,是我的威严,在这里也依然存在。虽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龙袍,经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马褂,更多的是穿西装,但是这并不影响别人来给我叩拜。我住的地方从前做过游艺场,没有琉璃瓦,也没有雕梁画栋,但还有人把它称做“行在”(我也觉得抽水马桶和暖气设备的洋楼远比养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还要轮流来这里给我“值班”,从前张园游艺场售票处的那间屋子,犹如从前的“乾清门侍卫处”。虽然这里已没有了南书房、懋勤殿、内务府这些名堂,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张园那块“清室驻津办事处”的牌子就是它们的化身。至于人们对我的称呼,园子里使用的宣统年号,更是一丝不苟地保留着,这对我说来,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张园时代,内务府大臣们只剩下荣源一个人,其余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后最初发出的谕旨有这两道:“郑孝胥、胡嗣瑗、杨锺羲、温肃、景方昶、萧丙炎、陈曾寿、万绳木式、刘骧业皆驻津备顾问。”“设总务处,著郑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务处著佟济煦任事,收支处著景方昶任事,交涉处著刘骧业任事。”陈宝琛、罗振玉、郑孝胥是每天必见的“近臣”,他们和那些顾问每天上午都要来一次,坐在楼外西边的一排平房里等着“召见”。在大门附近有一间屋子,是请求“觐见”者坐候传唤的地方,曾经坐过的人,有武人、政客、遗老、各式“时新”人物、骚人墨客以及医卜星相。像青年党党魁曾传,网球名手林宝华,《新天津报》主笔刘冉公,国民党监察委员高友唐,……都曾加入张宗昌、刘凤池的行列,在这里恭候过“奏事官”的“引见”。驻园的日警,天津人称之为“白帽”的,驻在对面平房里,每日登记着这些往来的人物。每逢我外出,便有一个日警便衣跟随。
张园里的经济情况,和紫禁城比起来,自然差的多了,但是我还拥有一笔可观的财产。我从宫里弄出来的一大批财物,一部分换了钱,存在外国银行里生息,一部分变为房产,按月收租金。在关内外我还有大量的土地,即清朝入关后“跑马圈地”弄来的所谓“皇产”,数字我不知道,据我从一种历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说,仅直隶省的皇产,不算八旗的,约有十二万饷。即使把这数字打几个折扣,也还可观。为了处理这些土地的租赁与出售,民国政府直隶督办和清室专设了一个“私产管理处”,两家坐地分赃,卖一块分一笔钱,也是一项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说过,我和溥杰费了半年多功夫运出来的大批珍贵字画古籍,都在我手里。
我到天津之后,京、奉、津等地还有许多地方须继续开支月费,为此设立了“留京办事处”、“陵庙承办事务处”、“驻辽宁办事处”、“宗人府”、“私产管理处(与民国当局合组的)”、“东陵守护大臣”和“西陵守护大臣”等去分别管理。我找到了一份材料,这上面只算北京和东西陵这几处的固定月费、薪俸、饭食,就要开支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①,至于天津一地的开支,每月大约需一万多元②,最大宗的开支即收买和运动军阀的钱,尚不在此数。每月平均开支中的购买一项,约占全月开支三分之二,也没有包括汽车、钻石之类项目。天津时期的购买用品的开支比在北京时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像钢琴、钟表、收音机、西装、皮鞋、眼镜,买了又买,不厌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钱买废物的门道比我多。她买了什么东西,文绣也一定要。我给文绣买了,婉容一定又要买,而且花的钱更多,好像不如此不足以显示皇后的身份。文绣看她买了,自然又叽咕着要。这种竞赛式的购买,弄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她们的月费定额,自然,给婉容定的数目要比文绣的大一些,记得起初是婉容一千,文绣八百,后来有了困难,减到三百与二百。至于我自己花钱,当然没有限制。
①这个数字包括以下各项:
敬懿、荣惠两太妃8000元 醇亲王2800元
寿皇殿总管太监等饭食72元 太庙首领太监等钱粮19。44元
东陵奉祀960元 西陵奉祀832元
东西陵守护大臣200元 醇贤亲王国寝祭品每季266。4元
园寝翼领官兵口分144元 太妃邸内管领值班饭食80元
太妃邸内护军住班饭食32元 留京办事处长官及留用司员薪水1932元
宗人府办公经费500元
以上共15837.84元
②员工薪资约为4000元,婉容、文绣月银1800元,房租约200元,其他开支,据“驻津办事处”的司房写的一份“谨将各项用项缮呈御览”的表格,其中核计出的每月平均开支如下:
膳房536。511元 电灯234。947元 番菜膳房215。115元
邮费1。877元 茶房168。782元 自来水61。341元
办事人员饭食236。194元 车费110。642元 电话113。947元
旅费38。364元 奖赏142。902元 购物4128。754元
马乾85元 杂费236。825元
合计6311。201元
由于这种昏天黑地的挥霍,张园又出现了紫禁城时代的窘状,有时竟弄得过不了节,付不出房租,后来连近臣和“顾问”们的俸银都开支不出来了。
我花了无数的钱,买了无数用不着的东西,也同时买来了一个比庄士敦给我的更强烈的观念:外国人的东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对照之下,我觉得在中国,除了帝制之外,什么都是不好的。
一块留兰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司匹灵,这几分钱的东西就足够使我发出喟叹,认为中国人最愚蠢,外国人最聪明。当然,我想到的中国人,并没有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认自己是凌驾于一切臣民之上的。我认为就连那些聪明的外国人也是这样看我的。
那时我在外国租界里,受到的是一般中国人绝对得不到的待遇。除了日本人,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各国的总领事。驻军长官、洋行老板,对我也极为恭敬,称我“皇帝陛下”,在他们的国庆日请我去阅兵,参观兵营,参观新到的飞机、兵舰,在新年和我的生日都来向我祝贺……
庄士敦没走以前,给我介绍了英国总领事和英国驻军司令,以后他们辗转介绍,历任的司令官都和我酬酢往还不断。英王乔治五世的第三子过津时访问过我,带去了我送他父亲的照片,后来英王来信向我致谢,并把他的照片交英国总领事送给我。通过意大利总领事,我还和意大利国王互赠过照片。
我看过不少兵营,参加过多次外国军队的检阅。这些根据我的祖先——西太后承认的“庚子条约”而驻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军队,耀武扬威地从我面前走过的时候,我却觉得颇为得意,认为外国人是如此的待我,可见他们还把我看做皇帝。
天津有一个英国人办的名叫“乡艺会”(Country Club)的俱乐部,是只准许外国大老板进出的豪华游乐场所,中国人是根本走不进那个大门的,只有对我是个例外①。我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带着我的家人们,一起享受当“特殊华人”的滋味。
①在后期也准许中国人去,但仅限买办资本家之流,由外国会员带去。这个地方在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接收,改为人民俱乐部了。——作者
为了把我自己打扮得像个西洋人,我尽量利用惠罗公司、隆茂洋行等等外国商店里的衣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