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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李部长一番话语重心长，句句都是肺腹之言。可母亲那时年青气盛，根本听不出弦外之音。再加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改变性格脾气又岂是件容易办得到的事情。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中，果然被李部长言中，吃尽了固执的苦头。

大度的李部长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最终为母亲开了“绿灯”。

母亲去的是她最不喜欢去的文工团。本来说好了是要顶替张洁当舞蹈演员的，可文工团长一看到母亲齐耳的短发，就傻眼了：“完了，完了，不是说你梳着两条大辫子吗，你的辫子哪去了？没有辫子怎么跳舞？”

母亲满不在乎地说：“没辫子就不能跳舞啦？我从小到大就根本没留过辫子。留短发多痛快，行军出操打仗都方便，洗头也节约时间嘛。”

团长听了直瞪眼，大呼上了张洁这个小鬼的当。但木已成舟，张洁早已去了保卫部，追也追不回来，只好暂时把母亲分到腰鼓队。可打腰鼓的女同志也需要留一条大辫子，走在大街上，胳膊来回挥舞着，细腰一扭一扭的，辫子一甩一甩的，那才叫好看。解放初期关于女人的审美观很简单，只要是大眼睛，双眼皮，红脸蛋，黑长辫，就算是长的俊，其中前三项标准是先天具备，无法改变的，唯独黑长辫是女人可以后天努力的，只要你不是黄毛丫头，只要你让头发不停地长呀长，就有可能蓄出一条黑油油的引人注目、为女人增添姿色的大辫子，因此，辫子的粗细长短黑黄成为决定一位女人漂亮与否的关键

母亲当时没有梳辫子并非她的发质不好，恰恰相反，我母亲的头发又黑又密，直到现在年近八旬，依旧没有一根银丝。母亲之所以没有留起长发，也并非没有爱美之心，而是纯粹为了工作方便。她后来和父亲结婚时，就特意梳了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张早已发黄的结婚照片母亲至今珍藏着，但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看到一张母亲留长发的照片。

母亲在腰鼓队逗留的时间很短。一来她留着短发，混在一群梳着大辫子的姑娘中间，象个假小子，特别不协调；二来母亲毕竟是一名军官，一天到晚和那些刚刚入伍的中学生在大街上蹦蹦跳跳也确实不合适。很快，母亲便被调到文工团军乐队担任文化教员，在那里渡过了一段相对平稳的日子。

六　违命

1950年夏，10兵团筹备建立机关幼儿园。由于入园孩子的父母几乎全部是兵团机关的高级干部，象时任兵团主要领导的叶飞、黄火青、刘培善等几位将军的孩子都在其中，所以对幼儿教师的政治审查非常严格。政治部干部处把兵团所有女同志的档案扒拉了一遍，发现母亲原来在大学正好学的是幼儿教育专业，于是如获至宝，一纸调令将她从文工团调到了兵团机关幼儿园担任幼儿教师。

母亲接到调令，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去了幼儿园。报到那天，母亲和张洁、秦菲在幼儿园门口不期而遇，三个同一天入学同一天入伍同一队南下的好朋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背诵出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言罢，三人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母亲调到兵团幼儿园不久，马上就开始有领导为她介绍对象，她先是婉言谢绝，后来置之不理，实在抵挡不住，干脆又打了个报告，调到28军幼儿园工作。可到了军里，女同志越发成了稀有动物，给她介绍对象的频率更是远远超过了兵团机关。说客们你方唱罢我登场，铺天盖地，轮番进攻，好不热闹。

就在母亲几乎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按照苏式部队正规化建设的要求，师一级机关也都开始筹建幼儿园。83师政治部向军政治部打来一份报告，要求军里给他们师幼儿园派一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不怕基层艰苦的负责人。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主动请缨，并很快获得批准。

应该说明的是，母亲主动要求去当主任，并非是向组织要官，一则从军到师不是去享福，而是需要有“不怕基层艰苦”的思想准备；二则母亲当时已是正排级，和师幼儿园主任同级，属于平调；三则按惯例从上级机关调任下级单位本应提拔半格，但母亲没有提出任何附加条件就风风火火的走马上任了。

说起来好笑，和母亲同时入伍的女同志都先后嫁给了师团干部，并随着丈夫的步步高升，从团到师，从师到军，舒舒服服，优哉优哉做起了全职太太，而母亲则恰恰相反，为了躲避婚姻，她从兵团到军，又从军到师，一溜向下走，还乐哈哈觉得自己幸运的不得了。

一九五三年，组织上选派母亲和她最要好的两个同学张洁、秦菲到南京参加华东军区干训班学习，那时张洁已经结婚，而且她的丈夫正好也在南京学习，于是，每到星期天，张洁就会邀请母亲和秦菲去她那临时小家聚餐。此时张洁的丈夫已由青年干部大队的教导员升任团长，住着带卫生间的单人宿舍，吃着四菜一汤的小灶，穿着笔挺的马裤呢军装，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望着张洁抑制不住的满脸幸福，秦菲羡慕地悄悄对母亲道：“怎么样，没有赶快把自己嫁出去，后悔了吧。”我母亲却认真地说：“看看，一个革命战士都快要变成家庭妇女了，要是真的早早嫁人，整天围着锅台转，还怎么为党做工作？还如何实现我们理想和价值？幸亏没嫁人，否则就悔之莫及了。”气得秦菲真翻白眼：“真是不可理喻！我看你将来迟早要悔之莫及的。”

母亲的一位战友后来对我说：“你妈妈这个人，怎么说呢，工作干的很出色，就是处理个人问题有点傻哟。”

正是这种“有点傻”的思维模式，使母亲从兵团机关下到军，又从军下到师，在这里，母亲第一次遇到了在师政治部工作的我父亲。

母亲后来才知道，实际上她去83师是我父亲点名要的。父亲当时向军政治部提出的幼儿园主任人选条件实际上军里只有母亲一个人符合，只要母亲同意下去，自然是非她莫属。

于是我突发奇想，调母亲到83师工作会不会是父亲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因为象母亲这样为了工作26周岁还不找对象的女同志在部队实属罕见，别说是在28军就是在整个军区已成新闻。依父亲聪慧过人、计谋多端的性格，略施小计，先将母亲调到身边，再见机行事是完全办得出来的。父亲向军政治部打报告要主任时开出的条件是意味深长的，关键的一条是“不怕基层艰苦”，父亲知道，在军幼儿园真正“不怕基层艰苦”的恐怕只有母亲一个人了。这种先设套再让你钻的计谋，兵书上称做“欲擒故纵”，又叫“请君入瓮”，父亲运用的可谓是炉火纯青了。

我的这种大胆假想最终无法得到印证。因为父亲早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我那就是母亲来到83师不久，便和我父亲谈上了恋爱。

那一年，母亲已经26周岁。

我后来直截了当地问母亲和父亲的婚姻是否也是组织安排的。这个问题对我实在太具诱惑力了。试想一位出身豪门的女大学生，能够为了拒绝高级军官的追求不惜得罪顶头上司，甚至宁可离开舒适的大机关躲到艰苦的基层工作，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在短短几个月内改变了母亲的恋爱准则呢？

母亲的回答倒也干脆，她说她和我父亲完全是自由恋爱，不含任何组织干涉的成分。

母亲的回答使我感到无比欣慰。它准确无误地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父亲是母亲自己选定而不是组织指派的。因此，不管父亲出身贫寒也罢，相貌平平也罢，当时职位不高也罢，后来身体有病也罢，毕竟是母亲自己的选择。这使母亲为之抗争、奋斗了多年的最基本的人权——婚姻自由权，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得以实现。从此在母亲漫长坎坷的人生旅途中多了一个相濡以沫的终身伴侣——我的父亲。

七　　结婚

没有人说得清楚母亲看中了父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