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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开始时，任锡章还是很有闯劲和比较廉洁的，有点执法如山，六亲不认的劲头。这样一来，对于执掌查禁仇货大权的“仇检队”，老板们要当菩萨供着。大中商店的老板、经理们，纷纷向任队长靠拢，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方式，联络感情，表示友好，于是，任队长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大红请帖，吃喝玩乐忙得不可开交。人们叫任队长还嫌不够尊敬，前面必须加一个“大”字。这位官职不高的“大队长”居然跻身于赣州权威人士之林，无论走到哪家商店，全部起立招呼：“任大队长！”他要买什么高档货，只要一个电话或一张条子，要什么有什么，而且还要派人送到公馆给队长太太亲收，钱么，不肯收，一定要付，也只收成本不赚一分。而这位大队长呢，经不住哄经不住捧，不禁有些飘飘然了。任锡章在屡屡受到这种诱惑攻势之后，渐渐改变了初衷。

不法商人拉“仇检队”下水的头一招是“请吃”；“仇检队”落水的头一脚是“吃请”。任队长的桌上，经常送来金字红帖，一张嘴巴吃不赢，便带队员去吃。刚开始，“仇检队”吃完酒席，抹抹油嘴回去以后，照样执行任务：翻包、查账、贴封条，照样罚款、坐牢、戴高帽子游街。这不是白请了吗？商人们感到冤得慌。

但是，商人不相信“仇检队”就油盐不进。他们使出第二招：送礼。先向仇检队的队长、队员奉送小件日用品，一次碰钉子，送二次；二次碰钉子，送三次；第三次碰钉子就换个花样，巧借名目，例如，借逢年过节、生日、办喜事等机会，送点喜兴的人情之常的小礼品。这一招管用，小小的礼物收下了，大的也就跟着来。

把“仇检队”的裂缝撬开了，商人们又搞出两个新花样来糊弄“仇检队”：一曰”验样”，就是把查到的可疑的货物，送去一点作为样品检验，检完样，就顺理成章地放在队长、队员的公馆里长期“保存”下来。二曰“赊购”，仇检队长、队员们，在各大商店无形之中取得了记账赊购的权利。物品包好了，付款时说声：“哎呀，没有带钱来，明天送来行不行？”其实明年也不会送来。商店只好记一笔倒账，自认晦气。仇检队的队长、队员们拿顺了手，吃甜了嘴，胃口越来越大。商人们高兴得很，欢欢喜喜甘心情愿地去喂这个胃口，把“仇检队”的缺口越撕越大。以后，“仇检队”检查仇货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有时甚至两只眼都闭起来，视而不见，“仇检队”形同虚设。奸商们有恃无恐地贩卖“仇货”。因而冒充中国货的东洋货得以自由流通，畅销无阻了。

贪心大张的任锡章终于在自掘坟墓了。

因为“仇检队”是个肥缺，专署情报室行动组长蔡百里垂涎已久，早就想取而代之。加上姓任的恃宠而骄傲，直接同蒋专员联系，连特务室主任杨明都不放在眼里，至于姓蔡的就更不在话下。蔡百里明知任锡章捞到了油水，可任硬是点滴不漏，连请客都没有请过他。这笔账他记在心里。

蔡百里是赣南的第二号特务头子（第一号是杨明）。他在全市各大商号、工厂、机关、团体都收买和布置了眼线，手下的义务报信员遍布赣州市。他们通风报信，耳目灵通，暗中网络比任锡章的宽广得多。专署情报室的主要任务虽然是###和治安，但在抗战时　　　　期，也有查缉走私和侦破汉奸歹徒的任务。任锡章进入了蔡百里的视线，蔡百里决定要找任锡章的麻烦了。由于走私猖獗，“仇检队”的名声也开始不好听了，情报室要过问此事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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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下第一板斧　严惩贪官污吏（2）

任锡章得意忘了形，一不小心就自己撞上了枪口。

有一天晚上，艺乐京戏院著名红生刘奎英唱正本关公戏。任“大队长”乘着酒兴带来了夫人和众“虾兵”，招招摇摇地来到虔州第一台（即艺乐）去看戏。到戏院时，快10点钟了，任在白天本已经派人去打过招呼，指定要第一排正中间五个位子。这时他看见那几个座位上都坐满了人，心里就大不高兴。戏院总把闸吴癞头连忙出来好说歹说，连哄带催地劝那些人让位子，那帮子人很不乐意地勉强起身，给加凳也不坐，冷笑一声赌气跑开了。当时，任锡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可是，这些小人物都认得他。其实，占据座位的人物来头并不大，乃是广益昌商店的伙计汪美宝，而任锡章则是同广益昌有些爪葛的，有辫子抓在汪美宝手里。

小人得罪不得，也活该任锡章倒霉。恰好汪美宝同特务室的情报组长汤觉吾有些交情，经常同汤到戏院去看白戏，这家戏院进，那家戏院出，横冲直撞，俨然像个小小的头面人物，没想到今天晚上竟在“任大队长”面前栽了一个大跟头，弄得十分狼狈下不了台。又看到吴癞头对任锡章那么低声下气地奉承拍马，对自己却是那么不客气，逼着让座。他越想越气，恼羞成怒，下决心要出这口恶气。

广益昌是从南昌迁到赣州来的大绸布百货商店，是头大肥羊，也正是任锡章及其“仇检队”吃上瘾拿上瘾的地方，而吃了什么拿了什么，汪美宝知道得一清二楚。于是，他连夜写了检举材料，把任锡章及其仇检队员在广益昌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种种劣迹写得清清楚楚，送到专署情报室交给汤组长。蔡百里是该室行动组长，当然如获至宝。

在这些检举材料当中，最突出最恶心的是一桩“塞狗洞”案件。原来广益昌早在1938年买进一批上海盈丰、章华毛纺厂的高档毛料，刚刚运到赣州，就被另一缉私队在拆包检查时，硬剪去四码作“检样”。这当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后来，那匹被剪掉四码的毛料，又被“仇检队”发现了。“仇检队”指责广益昌老板玩花样搞名堂，企图偷税漏税，又说这批毛料来路有问题，于是贴上封条听候查处，以“私自盗卖查封仇货”的罪名，要法办广益昌。徐经理找到任锡章疏通，任示意可以私了，但要罚款四千光洋，因为数字太大，经理不敢答应。恰巧有人发现被剪去的四码毛料正放在委托社公开寄卖。于是广益昌立即派人买了回来，并补接上去，一码也不缺。因此广益昌“私自盗卖仇货”的事就不存在了，但“仇检队”还是纠缠不休，广益昌被罚了银洋八百元。店里不要收条，队里也不上报，任锡章和队员私下分掉了。可是怎么下账呢？账房周霖祥遵照徐经理吩咐，上了广益昌文际费的账。因为这八百块钱是银洋不是法币，全店人无不大伤脑筋。而账房周霖祥心里也不服气，便在这笔账目下注上了“塞狗洞”三个小字。碰巧税务人员来查账时，竟然发现了这三个很恶心的小字，就认为其中必有隐情。于是记下来向专署情报室送了一份材料。

蔡百里和汤觉吾看见这个案情不小，而且正中下怀，未敢怠慢，立即把全部案卷送给杨明处理。杨明看后，即刻上报蒋专员。

当时，蒋经国正在大张旗鼓查处贪污，整顿政纪，树立新风。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培养起来的宠臣爱将却偏偏不争气，暗中在那里贪赃枉法。特别是“塞狗洞”三个字，犹如芒刺，他的属下是狗他是什么？这更使他恼火，就提笔批道：“立即详细查明此案上报，交军法室严办！”

情报室主任杨明责成蔡百里切实查明。蔡奉令立即去广益昌查案，并把有关账册一并带回情报室核查。特别将注明“塞狗洞”三字的那笔账拍了照片放大作为证据。

蒋经国看罢查案结果，大受刺激。他到处讲要清廉公正反对腐败，自己手下专门查禁日货的缉仇队队长却在吃请受贿，敲诈勒索，该查禁的日货没查禁，不该查禁的国货却当作日货查封了，严重损害了专署声誉，扰乱了抗战经济秩序。他立即下手令逮捕任锡章，送交军法室会同情报室审查。

任锡章听到风声不妙，连夜逃跑了。他的勤务兵提供了他的逃跑线索，很快就在宁都陶陶招待所抓到了。押回赣州的第二天，专署军法处军法官蒋善初到情报室去提审。由蒋善初、杨明和蔡百里三人会审。除提审任锡章以外，凡与此案有关的广益昌经理、账房也被传讯对质。由于人证、物证齐全，无可抵赖，同时任锡章也想争取老实从宽，就全供认不讳了。

任锡章在离开审讯室时，泪流满面，哀求蒋、蔡、杨三人代他向蒋专员求情。他以为自己是蒋专员喜欢的学生，总会给他一条改过自新的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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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下第一板斧　严惩贪官污吏（3）

这个案子涉及广益昌经理徐循庭，他当时是赣州商界的知名人士和活跃分子，并担任赣县商会委员、赣县商人讲习会副会长。此案初审以后，专署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之时，对徐循庭交情很好的专署公会熊琢之听见一个对徐很不利的消息即急忙告诉他，要他快走。徐循庭却很冷静地说：“我为什么要走？第一，那批毛料确是中国货，是在抗战前就买好了，恰好碰上‘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事爆发，运不出来，就把这批货寄放在租界上，经过七转八折方才运到赣州，这些情况我都报告了仇检队。第二，是任锡章硬敲广益昌的竹杠，不是广益昌贿赂专员公署的干部，我有什么罪过？我要是把全盘事实向社会公布，蒋先生面子上也不好看，还会引起赣南社会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