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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2页）

被称为“智囊人物”的陈友仁，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耀眼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过去读史书，福建事变的风云人物中常提到的是十九路军的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出任“福建政府”主席的李济深，而对出任“福建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却少有提及。但在《时代》报道中，真正占据中心的焦点人物却是他。

毫不奇怪，从1922年开始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出生于加勒比海特罗尼达的归国华侨陈友仁，成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是外国媒体接触最多、报道最多、最感兴趣的对象。1927年大革命期间，作为外交部长，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充分表现出激情、爽快、犀利，为中外媒体一时竞相报道。大革命失败后，他和宋庆龄等一起流亡苏联，试图成立国民党左派的流亡政府，关于他和宋庆龄结婚的流言蜚语，更使他成为世界性新闻人物。当他结束流亡于1931年回到中国后，他又成了每一次反蒋运动的核心人物。如今，1933年12月，骑在马上的蒋介石，仍不得不面对这个老对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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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六章（7）

蒋介石对陈友仁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恼羞成怒。1931年，陈友仁是“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当时，《时代》曾报道了蒋介石发表的攻击陈友仁的谈话。谈话中，蒋甚至把陈称为“外国人”，攻击陈在拿“苏联的钱”。这是颇有意思的一次报道：

出征之前，蒋主席通过其新闻机构，公开指责他的最聪明的夙敌、在广州新成立的革命“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

……

“我们奉劝你回到你出生长大的特罗尼达去，回到你的妻儿的怀抱中去，不要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中国人民身上、干涉他们的内政。”

精明的陈出生于特罗尼达，随后前往伦敦，他在那里成为一名富有的律师。1926年，陈和蒋（现在抨击他的人）是广州的革命战友。两个人都拿俄国人的津贴，但蒋元帅在征服了半个中国（1927年）之后与俄国决裂，陈则没有。在蒋征服中国的战争期间，陈是他的头号宣传鼓动家，以他的“傲慢无礼”、“怪诞言辞”、“华丽辞藻”（蒋攻击陈的语言）为蒋招募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帮他打赢一次次战斗。

如今，陈先生回到广州，重新开始1926年的革命。在怪诞的传单上，蒋主席被画成一个想当皇帝的傲慢无礼的形象，古城墙环绕的蒋主席的首都被说成“南京徒有其表”。（《时代》，1931年6月29日）

1931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陈友仁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因主张对日绝交未被采纳而辞职。再过两年，他成了福建革命政府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出现的各派别的暂时统一，如今再起波澜。而在《时代》看来，陈友仁是新一波反蒋运动的重要领袖：

两眼炯炯有神、沉默寡言的坚强的陈，样子颇像吉卜林扮演的列宁。他出生于英属特罗尼达，在伦敦酒吧开始打工。据他的许多中国敌人说，他“不会说也不会写中文”。

由于绝大多数中国的政治家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陈先生也就很少说磕磕巴巴的中文，而是习惯于敲打椅子，脾气暴躁。自从被任命为孙逸仙博士的原广州政府法律顾问之后，这一性格使他更具影响力。去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发生争执，此后，愤慨之极中他暴跳如雷，猛烈抨击委员长是“中世纪思想”、“政治骗子”、“向日本出卖中国”、“没有灵魂的、将毁掉国民党的独裁者”。

蒋正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征服了中国。南京方面仍称为“国民政府”。上周，广州政府不仅要求蒋委员长下台，还要求南京政府必须重组，给予国民党更多管理国家的权力，人们从中看到了陈友仁深不可测的奥妙手腕。由于中国没有选举，国民党的领导人，如陈友仁，都是靠威望而成为政治家。

南京和北平的政治家是国民党内的稳健派，而在福建和广东的则几乎均是接近于共产党的激进派。福建的叛乱和广州的呼吁，意味着中国南方的政治家事实上在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以粉碎南京政府背后真正的权力中心——“宋家王朝”。（《时代》，1933年12月11日）

这里被生动描述的陈友仁，到了政治生涯中最后辉煌的亮相了。匆匆揭竿而起又未能与中共联合起来的福建革命政府，孤立无援，独自面对中央军的大兵压境。《时代》这样报道蒋介石的调兵遣将：

七艘军舰连夜运载荷枪实弹的士兵，启程前去从海上攻打造反的军队。在上海的中国城，颁布了战时条令。一趟趟军用专列开往福建前线，委员长从南京派出轰炸机飞往福建，在投掷炸弹的同时，飞机还撒下传单：

致十九路军

同志们！

消灭冒牌的福建政府，不然，南京政府就会将你们彻底消灭！

蒋委员长

（《时代》，1933年12月11日）

李德回忆说，1933年11月前后，他在中共领导人博古的陪同下，前往中央红军设在建宁的前线指挥部，和朱德、周恩来等人见面。就在那里，他们得到十九路军即将反蒋抗日的消息：

封面中国　第六章（8）

我们在建宁逗留期间，从项英那里传来了一个消息：根据上海方面的无线电报，蔡廷锴正在策划反对蒋介石。估计蔡廷锴在政治上会得到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其他国民党反对派政治家的支持，粤桂两省省主席至少会保持中立。按照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上海局的意见，我们应该利用国民党阵营内部新产生的矛盾，给蒋介石以毁灭性的打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一旦蔡廷锴开战，中央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人阵地，越过赣江，夺取国民党军队的外侧，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关于实现这个计划的政治前提和军事细节，由于缺乏详细的情报，开始时我们没有讨论。博古认为，这些问题应在1934年1月所有领导同志会集瑞金时再进行讨论。项英来电话说，革命军事委员会原则上也同意这个计划。（《中国纪事》，第63—64页）

随后的发展却与李德的回忆所说相反，中共未能与福建方面联手，因而失去了历史提供的一次良机，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