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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孙中山特地提到了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争。他的侧重点则是从一个亚洲人的角度出发，为历来备受西方白人列强欺压的东方民族，终于打败了欧洲列强俄国而感到扬眉吐气。他回忆说，当日俄战争爆发时，他正在欧洲，俄国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时，他亲眼看到“欧洲全部人民为之悲忧，如丧考妣”。

这是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讲。

几年前，我曾到日本神户参观孙中山纪念馆。走出舞子公园火车站朝海边走去，不到10分钟，即可见高耸的明石海峡大桥旁有一幢尖屋顶共三层的老建筑。小楼原名移情阁，是神户著名华商、宁波人吴锦堂的私人住宅。楼房为六角形，系参照杭州六和塔而建，故又称“六角堂”。1913年，孙中山流亡日本逗留神户时，应主人邀请，曾在移情阁居住。前些年修建明石海峡大桥时，移情阁整体搬迁至现址，并辟为孙中山纪念馆。

走进纪念馆，记得是在二楼展厅，我看到，孙中山在神户演讲中阐述“大亚洲主义”的一番话，用中、日两种文字抄录，醒目地悬挂在墙上。孙中山说：

我们讲大亚洲主义，研究的结果，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么样才可以抵抗欧洲强盛民族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要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问题。受压迫的民族，不但是在亚洲专有的，就是在欧洲境内，也是有的。行霸道的国家，不只是压迫外洲同外国的民族，就是在本洲本国之内，也是一样压迫的。我们讲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是为打不平。美国学者对于一切民众解放的运动，视为文化的反叛，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打不平的文化，是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国家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孙中山文集》，第409页）

封面中国　第五章（11）

读孙中山的演讲，不难体味他内心深处的悲愤，一种渴望中华民族尽快摆脱受西方列强欺压的紧迫。王道与霸道，这是他从文化角度着力强调的主题。他认为东方文化曾经拥有“主张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的“王道”，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则是“主张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的“霸道”。面对神户热情的日本听众，心里充满悲愤、忧虑和历史紧迫感的孙中山，对已经崛起的日本显然仍抱有幻想，甚至寄予了厚望。

厚望最终只是奢望。现实远比忧虑更为残酷。当1931年来临时，对于中国，日本早已不再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的问题，而是军国主义的霸道大行其道了。此时，距孙中山发表演讲还不到10年，世事变迁如此迅疾而无情，绝对是孙中山不可能预料到的。如他九泉有知，想必会有深深的失望与悲愤。

所有中国人的幻想都在一个晚上破灭了。

六张学良的抵抗或放弃

幻想破灭的中国人，震惊地看到了沈阳及东北被日本瞬间吞没。

谁能料到，“九·一八”之夜，张学良麾下留驻沈阳的东北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让只有几百人的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攻占北大营，占领整个沈阳。随后，几天之内，日军完成对南满铁路沿线城市的占领，几个月内全面占领东北……张作霖去世仅仅三年多，少帅张学良就永远失去了父亲经营多年的东北地盘。

张学良再也不是东北的主人。

一个令中国人难以相信的现实，一个令中国人难以原谅的少帅。如果没有后来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人们在描述张学良的历史形象时，很容易地在他的名字前加上这样一些词语：自负、轻率、软弱、卖国……

“九·一八”夜晚降临之前的一两年时间里，正是张学良春风得意之时。作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巨头，他的军事实力不亚于南京政府，更拥有当时中国最强大的空军。1931年6月，他答应借给蒋介石的20架飞机飞向南方，用以对付广州政府的“叛军”。我对史料中提到此事时用“借”这样一个字印象颇深。怎一个“借”字了得！少帅此时在蒋介石等诸军政要人面前怡然自得风光无限的样子，被恰到妙处地渲染出来。

同样是在1931年6月，张学良在沈阳的兵工厂生产了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辆载重卡车，在当时中国民族工业开始兴起之时，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再次昭彰东北的工业实力。这也就难怪《时代》以《在轮胎上》为题，报道了他的这一成果：

据传，南京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元帅，上周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坐了起来并露面。伤寒病愈的张还有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由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历史性地在他的沈阳大型兵工厂里完工。

张的载重汽车的发动机、齿轮及其他复杂的部件均从美国进口，但他的兵工厂自己生产钢材、车架、散热器等简单部件。一位发言人谈到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载重汽车：

“这是100型的，我们计划建立一条生产线，每月生产5辆，每辆车的轮胎载重量为1万磅（约5吨——引者注）。我们还将每月生产10辆75型的，每辆轮胎的载重量为7500磅。（《时代》，1931年6月22日）

然而，就在“九·一八”的晚上，随着北大营的被占领，张学良的停放在沈阳机场的数百架飞机、刚刚生产出载重汽车的兵工厂，都成了日军的囊中之物。

具有一定实力的张学良，“九·一八”的晚上为何决定放弃最低限度的抵抗，他自己在1990年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3月28日）他的这一回忆，与他在“九·一八”之前的思路是吻合的。1931年9月6日，张学良曾给留守沈阳的省主席臧式毅等人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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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国　第五章（12）

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从电文看，张学良对日方可能进行挑衅有预感，“不可与之反抗”则是他的指示，这显然与蒋介石的思路和主张也是吻合的。这一电文对沈阳当局在9月18日晚上决定放弃抵抗显然起到了直接作用。《时代》也报道了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的决定，说：

深知自己的军队根本无力与日本抗衡，精明的张学良元帅欲尽量赢得世界的支持。他命令自己的满洲军队放下武器，不抵抗日本军队。他在病床上签署声明。（《时代》，1931年9月28日）

放弃抵抗，张学良晚年称与自己的判断失误有关，这有一定道理。我还同意专家曾景忠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