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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1页）

“讨厌！”姚书记就嘻嘻地笑着坐在了椅子上，显出领导者的老成与和蔼来。

那天中午，宁长徐胖子从柳树村出来，就直奔乡政府。

大约下午两点钟左右，宁长一行几乎是爬行式的来到杏树乡政府。在离开柳树村不久，天上突然莫名其妙地下起了大雨，两个人就淋得一点不比进柳树村那天逊色。好在柳树村一个放牛老汉在山上认出了他们，就在牛背上解给他们一块塑料布，尽管中间已生出五六个拳头大小的窟窿，两个人的头部还是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正值上班时间，走廊里却悄无声息，和午夜的光景不相上下。偶尔传出一两下清脆的僻叭声，就像《平原游击队》里打更人敲击的木梆，使静寂的乡政府里显得有点神秘和恐怖。

两人寻声觅去，最先发现一扇刷着乳白色油漆的木门，中间有一条不小的缝隙，从中可清晰地看见里边有四个男同志围在一张办公桌前专心地打扑克，旁边还站着一个看热闹的女同志。四个人的脸上分别贴着用不同颜色的彩纸剪裁得很精致的小王八，每个龟背四周的爪儿都栩栩如生，有一个头顶上的纸龟龟头的顶端似乎还长了两只明亮的小眼睛。有一个老同志的脸上已贴了五只三八，抓牌时要仔细辨认才不致摸错地方。在一边的女同志也不时地提醒他：往左，再往左点，右眼那边那个要掉了，要不还得给你加贴一个……其实这女同志也不轻松，嘴上说着，眼睛看着，手上还要不停地剪着，且十分认真，有一点边缘不清或线条变形的地方都要反复剪修，直至逼真、形象，还得自己满意才算竣工一个。由此可见该同志平素工作也一定十分细腻、认真，求精求深。一把牌下来，有一个就捂着裆部吵着要上厕所。另一个马上说：贴上再走。这时宁长才发现，该同志除脸上已贴满五八，肩上左右还各贴着一只王八，不细看倒有点像哪种特殊行业的微章。经那个同志一提醒，要上厕所的同志居然不去了。结果后背中间又让那女同志结结实实地贴上一只四肢俱全的乌龟，就有点像清兵腰间的“兵”字。

他们待再看下去，身后又传来哗啦啦的麻将声。

在挂有“XXX”科室牌子（为避免不愉快事情的发生，还是不要说牌子上写的XX科、XX室或XXX所之类带有明显标记的番号，因为现在许多人把工作看得并不重要。而把因工作冠以的各种名称看得却十分重要。他们往往十分自豪地对人说，“我在XXX科上班”、“我在XXX室工作”，所以只要本名称受辱，就是整个单位受辱，整个社会受辱，甚至党的形象受辱，以至那些平素连工作都不想干的同志，也突然起了爱党爱国之心，且十分的坚决、果断。）的房间里，四位男同志正全力地打麻将。门也半开半掩，宁长他们就看得十分方便。对房门坐着的是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他每打一张牌就要用力地砸一下桌子，仿佛不砸就看不出牌的好坏。他下家是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人，他每出一张牌总要将右手在空中游动成一个9O度的弯子，像姿式优美地举着一个酒杯，然后更加有力地砸在桌子上，好像在和上家较劲——看谁砸得更响！背对房门坐着的男同志则轻轻地把牌送到桌子中央，只是嘴里不停地说着“吆鸡”、“五饼”、“三万”，像指战员在战场上清点人员名单。他下家的男同志则慢慢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烟，偶尔将烟灰习惯地朝身边弹一下，下家的小胡子就习惯地将脚动一下，但双方都不说话。

其间小胡子在和一把牌后有些兴奋，就说：“姚书记这几天还不让玩呢，不说反贪局的要来么，竟瞎扯，在哪呢？”络腮胡子由于给小胡子点了炮，说话就没好气：“反贪局多个鸡巴，平时都天天玩，这几天就板住了，来不来当个鸡巴，还能把谁鸡巴咬下来当哨吹！”

徐胖子瞪着眼睛，捏着拳头，一副要冲进去的样子。宁长用力拉他一下，两个人就静静地看着。

小胡子又说：“都是扯犊子，走形式。来多少回了，顶啥事了，到时候好酒一供，大礼一上，啥事儿也没事了。”那两位或认真地读牌，或一口接一口地吸烟，都不介入他们的谈话。

一锅下来算账时，小胡子对络腮胡子呲呲牙，“差俩豆，下锅一遭算吧。”络腮胡子连连摇头，“不行，一把一利索。”

“下锅算，下锅算，哪有那么认真的。”

“少扯鸡巴蛋，隔把不掷色子，一把一利索！”

“话说干净点，啥大不了的，值你那个样儿。”

“少跟我扯那个哩哏扔，隔把不掷色子，少一分钱别脚趾盖儿。”络腮胡子由于说得认真，相当数量的唾沫星子就飞到了小胡子睑上。小胡子不耐烦地拿手擦脸，手指不怎么就碰到了络腮胡子的胳膊上。络腮胡子马上站起来伸手揪住小胡的前胸，“咋的，想照量照量，走，到院子里溜溜！”另外两位就马上站起来解劝。四个人又很快坐下去，小胡子在掏出十元钱递给络腮胡子后，四个人又重新码牌开战。

不一会儿，乒乓的敲击声和“八万”、“六条”的读牌声又和谐、有节奏地从“XXX”的办公室里传出来。

宁长觉得没劲，就示意徐胖子走人。他们走出拐角的走廊，刚到门口，迎面走来了个面目白皙的小伙子。宁长用力眨了一下右眼，想起此人就是乡文教助理，那天随姚书记下乡的那一位，同时想起了那张纸条。就问姚书记在哪？小伙子用手朝走廊拐角指一指：“上广播室那边看看有没有。”就匆匆走了。

广播室在走廊拐角的尽里头，就显得很黑很暗，门又是用铁皮包的，乍一到门口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徐胖子举起拳头要敲门，宁长示意从窗玻璃上看看。他伸了几下脖子，翘了几下脚，都无济于事。宁长示意他蹲下去，他迟疑了一下，还是蹲下去了。几乎在蹲下的同时，裤裆又“哧”地响了一下，还没等伸手去摸，宁长光着脚已踩在他的肩膀上，他只好在裤裆又“哧”地响了一下之后，将宁长架起来。宁长示意他往下落一落，他就委屈地把屁股弓起来，让人看着有点像演杂技的在练一种功夫。广播室里果然坐着姚书记，他脸色还是白惨惨地没血色，身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杯水，正冒热气。一个长得很秀气但臀部已明显突出的女青年半娇半嗔地候在一边。姚书记呷了两口茶水，脸上就泛起一片红润，他一伸胳膊，冷不防把女青年揽在怀里。女青年就半推半就地坐在他的大腿上。姚书记歪起头照女青年的脸上“叭、叭”连亲几口，女青年就避开攻击目标，用圆鼓鼓的手指去擦脸蛋儿，同时说一句现在很多女青年都经常说着的一句话：“讨厌！”姚书记就势将右手朝女青年敞得很开的前胸直插下去，两个人就滚在了一起。可怜办公桌上剩着的半杯茶水连同杯子在两个人的混战中抖了几抖终于掉下地并一块同归于尽了。女青年从姚书记身上离开后，脸上除了长出许多细密的汗球儿就是艳艳的火红了，又轻轻地打了姚书记一下，同时补上那句座佑铭：“讨厌！”姚书记就嘻嘻地笑着坐在了椅子上，显出领导者的老成与和蔼来。

偏巧此时徐胖子那一直精湿的裤裆又“哧”地响了一下，他就用一只手尽力地去后边摸索，身子同时晃了一下，没有思想准备的宁长身子突然失去平衡，整个人就从徐胖子肩上掉下来，好在离地面很低，人就没受损伤，广播室的门却给撞开了。

宁、姚两位领导例行公事的寒暄之后，姚书记就埋怨他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昨天下午乡里就派车在半路上等到吃晚饭，今天一早一个乡干部老妈病重用二号车送县城去了，要不哪能让他们步行到乡政府呢。

宁长他们很快换了衣服，安排了住宿。姚书记又问有啥要求，宁长眨了眨右眼，漫不经心地说：“给派个联络员吧，有些事情互相衔接也方便些。”姚书记沉吟半晌，“要是明天副书记老米回来最好，下午实在要人只有文教助理小王了。”

“小王就小王，这点事明天也不用打扰米书记。”宁长很高兴，联想到刚才打听姚书记的去向，他真希望小王来，认为小王很可能是个有观点的人。

文教助理小王是中专毕业生，在乡里工作两年多。据说这青年人有正义感，也鬼精鬼精的，平日姚书记想重用，又拿不准，不用心里又怪痒痒的。总的讲，他属“试用阶段”吧。后来听说姚书记在派他来之前还进行了一番谈话，大意是说他很年轻，前程远大，但要头脑清醒，要有立场，在大事大非面前要经受住各种考验和诱惑；乡党委让他做联络工作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考验，希望他能经受住考验，早日加入党组织。同时又严肃指出：乡党委绝不会压抑一棵好苗子，也绝不会培养一棵坏苗子！

他对联络工作很慎重，对乡里的事情只介绍现象，不评价好坏，但很典型。如财政所，一般乡都三个人，会计、出纳、所长哈的。杏树乡财政所却配置了七个人，除一名所长、五名副所长，剩下一名是助理所长，还是乡里的后备干部。所以当别人问某所长或某副所长都分工做哪些具体工作时，别的单位总要说我分管企财呀、行财呀什么的，这里的人却要说，我和某所长还有某副所长或者什么什么的共同分管什么或什么。在上级部门一再强调要精兵简政，裁减人员的强大压力下，该所只好将五名副所长裁减为三名。裁下的两名又变成了所长顾问或跨世纪后备干部，并上报县里行业主管部门备案，或写成经验材料呈报到主管县长手里，否则所长顾问和跨世纪后备干部就要大闹一场，揭揭老底云云。因为这七名财务人员或应叫所长、副所长或所长顾问……等等，有的是书记夫人，乡长的儿媳，武装部长的小姨子，副书记的干儿媳妇，还有县里某特权局的干闺女等等等等。一句话，哪一个也动不得。这里边我们不得不替姚书记说句公道话，换了任何一位书记，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位置上，对这样棘手的历史问题，我们也只能断定：同样是无能为力的。

再一个特点是，这里的各科室往往独立作战能力很强（我们弄不清小王此话意思的褒贬），凡他们自己定下的规矩，往往书记也无法改变。如林业部门，比如上边批给一百米木材指标，他们上缴了必要的费用后，当然也要缴给姚书记一定的“费用”（据说姚书记将这些费用都用在了工作上），剩下这一百米木材指标，他们说给谁就给谁，往往姚书记说话也不好使，有时姚书记歪着脖子，苍白着脸，敲着桌子骂娘，也无济于事。小王在解释这些现象时，说姚书记主要是太面善，太重感情了，认了太多不该认的亲成。如七站八所的头头，基本上是他的拜把子弟兄，而各村支部书记、村长甚至治保主任啥的，有三分之二是他的干儿子……

小王说到这里似乎忘了顾忌，宁长就很高兴，赶紧给他的杯里加上水。

柳树村的黄书记只是干儿子之一（因上一段里他曾扮演主要角色，为尊重起见，我们未提及此事），有的干儿子比他还大四五岁。有人就开玩笑逗姚书记：凡是儿子，不管“干的”、“稀的”，总不能比爹岁数还大，那叫什么儿子，还不如倒过来叫了。姚书记就说自己的道理：常理讲应该说爹比儿子大，可现在姑爷比老丈人年龄大的还少么？既然姑爷可以比老丈人大，我这些干儿子就不许比干爹大么？弄得对方无言以对。

这种事情的结果当然好处很多，不然谁认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亲戚干嘛，咋没有认要饭的为干儿子或拜把子兄弟呢？是亲三分像的古训在现今的许多单位和领域不仍然十分有效么？但其副作用也不可小看，个中苦辣酸甜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正因为这诸种关系，各科室的人下去办公时胆子就特别大。如XXX所下去收费，一眼看中了某小卖店主的一台收录机（是儿子出国考察给老人家带回来的），就开始细细地找小卖店的毛病，就是这也不合乎，那也不合乎，最后连店主老头子也不合乎了（说不定身体所患病疾将危及顾客呢）。如果收录机值一千元，他们就下个一千五百或两干元的罚款通知单。为使收录机的所有权尽快转移，他们就很快把同样是拜把子兄弟的派出所杨所长等人叫到现场。这些人照样拎着手铐，佩着电棍，屋里屋外来回走动，手枪掏出来不停地擦拭，子弹摆弄得像炒豆子。有的还给老头提示说，某派出所在执行公务时不慎手枪走火，打死了被罚店主的儿子还记了个三等功。还有的说县局一个不知是姓尤姓仇还是姓侯的干警，夜间开玩笑随便堵了一辆夏利出租车，硬说车上的人在酒店喝酒时有嫖娼行为。恰逢几位客人又不是本县人，该干警将帽子从头上摘下来，啪地摔在办公桌上：“老子干了二十多年干警，从科长干到干警，我还怕啥？别说你们这几头烂蒜，石头从我这办公室里搬出去都得挤出三两油来！”说着就把其中一位年龄最大，身体最差的老头子弄到小屋里一顿电棍加电炮……在外边的两位听到里边失去人声的惨叫和死不招供的声音（因三个人除了喝酒，实在无供可招），大受感动，便单方面同意交了两千元不要收据的罚款才算放人。据说该科近几年还没有抓住人让空手溜走的先例，该干警年终还被局里评为“人民群众的守护神”。店主听了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又见自己这一千来元的收录机（只听了三四个月）一下子就换了个两千元的罚款通知单，也算便宜，他更不想让派出所同志在这时荣立三等功，就痛痛快快地交出了自己那心爱的收录机，又点头哈腰地送出大门，生怕XXX所的同志反悔改要现金就更麻烦了。

据说该派出所本身也有自己的绝活，前年寒冬的一个晚上，他们偶尔抓住一个偷牛的犯罪嫌疑人。弄到所里一阵强有力的拳打脚踢之后，该嫌疑人仍不招供。在干警打累又打饿了的情况下，就将该嫌疑人铐在暖气片上（因为天冷，这就成了一种具有关怀性的惩戒）。可讯供的干警在很累的情况下去吃饭的同时又多喝了几盅白酒，醒酒后已是凌晨七点半钟，起来撒尿时想起暖气片上的犯罪嫌疑人，考虑到自己的讯供任务尚未完成，就赶紧从家里往所里神跑。可该嫌疑人因不习惯这种关怀性的惩戒竟死了，眼睛还定定地向上瞅着，谁也弄不明白啥意思。他们就从关怀遗体的角度又将犯罪嫌疑人重新进行安置、摆放。当这一切都确认无可挑剔后，马上向县局报告。至县局的职业人员在认真勘察现场后，仍难断定是自杀还是他杀。最后只能做了个模棱两可的鉴定：畏罪自杀的可能性大，不排除他杀。

但从打击刑事犯罪，稳定社会治安的角度看，仍有其积极意义。于是该所从“怜爱、同情的角度上”交给犯罪嫌疑人亲属五千元人民币作为“两清”的条件，继续上报该乡打击刑事犯罪有力，社会治安状况良好云云。使该所在次年仲夏就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宁长不时地点头和揉鼻子，觉得虽说得散些，但有头脑，有观点，突然像想起了什么，就问：“你们乡长呢，咋一直没见一把手乡长露面？”小王犹豫了一下，刚说“马乡长和姚书记……”在中学教书的妻子下班找他来了。宁长就不好再问，也不是一两句能说得清楚的，就说明天再唠吧。

晚上宁长和徐胖子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认为乡办企业问题最多，在几个所谓半死不活的企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