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一》有三篇大鼓书词,四出二簧戏,和一篇旧型的小说。
三篇鼓词里,我自己觉得《王小赶驴》还下得去。《张忠定计》不很实在。《打小日本》既无故事,段又太长,恐怕不能演唱,只能当小唱本念念而已。
四出戏的好歹,全不晓得;非经演唱不能知道好在哪里,坏在何处。印出来权当参考,若要上演,必须大家修改;有愿排演者,请勿客气。
旧型小说一篇,因忙,写得不十分像样儿。
这八篇东西,都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写成的。功夫是不欺人的。它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间的语言,什么是中国语言的自然的韵律。不错,它有许多已经陈腐了的东西,可是唯其明白了哪是陈腐的,才能明白什么是我们必须马上送给民众的。明乎此,知乎彼,庶几可以说民族形式矣。我感谢这个使我能学习的机会。
四一年以后,除有人特约,我很少自动地去写通俗的东西了。一天,见到一位伤兵,他念过我的鼓词。他已割下一条腿。他是谁?没人知道。他死,入无名英雄墓。他活,一个无名的跛子。他读过我的书词,而且还读给别的兄弟们听,这就够了,只求多有些无名英雄们能读到我的作品,能给他们一些安慰,好;一些激励,也好。我设若因此而被拦在艺术之神的寺外,而老去伺候无名英雄们,我就满意,因为我的笔并未落空。
第四节 文协与会刊
一、文协
文人们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汉。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北方,又不爱到上海去,所以我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并不很多,戏剧界的名家,我简直一个也不熟识。现在,我有机会和他们见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艾芜,鲁彦,郁达夫,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还遇到戏剧界的阳翰笙,宋之的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导演与名艺员。
朋友们见面,不约而同的都想组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团结到一处,共同努力于抗战的文艺。我不是好事喜动的人,可是大家既约我参加,我也不便辞谢。于是,我就参加了筹备工作。
筹备得相当的快。到转过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会便开成了。文人,在平日似乎有点吊儿郎当,赶到遇到要事正事,他们会干得很起劲,很紧张。文艺协会的筹备期间并没有一个钱,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车马自备。就凭着这一点齐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会开成,而且开得很体面。
“文协”成立大会
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开成立大会。
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事情。天雨路脏,且必须赶出一篇小文,就偷懒没去;自然已知事情是都筹备得差不离了。
武汉的天气是阴晴无定,冷暖诡变的。今日的风雨定难据以测想明日的阴,还是晴。二十七日早五点我就睡不安了。
“坏天气是好天气”,已是从空袭的恐怖中造成的俗语;我深盼天气坏——也就是好。假如晴天大日头,而敌机结队早来,赴会者全无法前去,岂不很糟?至于会已开了,再有警报,倒还好办;前方后方,既已无从分别,谁还怕死么?
六点,我再也躺不住。起看,红日一轮正在武汉大学的白石建筑上。洗洗脸,便往外走。心想,即便有空袭,能到了江那边便有办法,就怕截在江这边,干着急而上不去轮渡。急走,至江岸,雾甚重,水声帆影,龟山隐隐,甚是好看,亦渐放心。到汉口,雾稍敛,才八点钟。
先到三户印刷所找老向与何容二位。他们已都起来,大概都因开大会兴奋。睡不着也,何容兄平日最善晚起。坐了一会儿,大家的眼都瞅着由窗子射进来的阳光,感到不安。“这天儿可不保险”,到底被说出来;紧跟着:“咱们走吧!”
总商会大门前扎着彩牌,一条白布横过宽大的马路,写着雄大的黑字。楼适夷先生已在门内立着,手里拿着各色的缎条,预备分给到会者佩戴;据说,他是在七点钟就来了。礼堂里还没有多少人,白布标语与台上的鲜花就特别显着鲜明清楚。那条写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白布条,因为字写得挺秀,就更明爽醒眼。除了这三四条白布,没有别的标语,倒颇严肃大方。
最先见到的是王平陵与华林两先生,他们为布置会场都受了很大的累;平陵先生笑着说:“我六点钟就来了!”
人越来越多了,签到处挤成一团!签完字便都高兴的带起缎条和白布条——缎条上印着成立大会字样,布条上写着人名,以便彼此一握手时便知道谁是谁了。入了会场,大家三五成组,有的立,有的坐,都谈得怪快活。又进来人了,识与不识,拦路握手,谁也不感到生疏或拘束。慢慢的,坐着的那些小组联成大一点的组,或竟联成一整排;立着的仿佛是表示服从多数,也都坐下去。摄影者来了不少,看还没有开会,便各自分别约请作家,到屋外怕照。这时候,会员中作刊物编辑的先生们,都抱着自己的刊物,分发给大家。印好的大会宣言,告世界作家书,会章草案,告日本文艺作家书,本已在每个人的手中,现在又添上几种刊物,手里差不多已拿不了,只好放在怀中,立起或坐下都感到点不甚方便的喜悦。
啊,我看见了丰子恺先生!久想见见他而没有机会,又绝没想到他会来到汉口,今天居然在这里遇到,真是惊喜若狂了。他的胡子,我认得,见过他的像片。他的脸色(在像片上是看不出来的)原来是暗中有光,不像我理想的那么白皙。他的眼,正好配他的脸,一团正气,光而不浮,秀而诚朴。他的话,他的举动,也都这样可喜而可畏。他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亲热,而并不慌急。他的官话似乎不甚流利,可是他的眼流露出沉着诚恳的感情。
在他旁边坐着的是宋云彬先生,也是初次会面。说了几句话,他便教我写点稿子,预备为儿童节出特刊用的。我赶紧答应下来。在武汉,谁来约稿都得答应;编辑者当面索要,少一迟疑,必会被他拉去吃饭;吃完朋友的饭,而稿子却写得欠佳,岂不多一层惭愧么?
跟他们二位刚谈了几句,钟天心先生就过来了。刚才已遇到他,八年未见,话当然是多的;好吧,我只好舍了丰宋二位而又找了天心兄去;况且,他还等着我给他介绍朋友啊。他这次是由广州赶来的。胖了许多,态度还是那么稳而不滞。我俩又谈了会儿;提起许多老朋友,都已难得相见;可是目前有这么多文艺界朋友,聚在一堂,多么不容易呢!
人更多了。女宾开始求大家签字。我很羡慕她们,能得到这样的好机会;同时,又很惭愧,自己的字写得是那么坏,一页一页的专给人家糟蹋纸——而且是那么讲究的纸!
快开会,一眼看见了郁达夫先生。久就听说,他为人最磊落光明,可惜没机会见他一面。赶上去和他握手,果然他是个豪爽的汉子。他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大方,不故意的亲热,而确是亲热。正跟他谈话,郭沫若先生来到,也是初次见面。只和郭先生说了一句话,大会秘书处的朋友便催大家就位,以备振铃开会。党政机关的官长,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都坐在台上。名誉主席团中最惹人注意的,是日本名写家鹿地亘先生,身量不算太矮,细瘦;苍白的脸,厚厚的头发,他不很像个日本人。胡风先生陪着他,给他向大家介绍。他的背挺着,而腰与手都预备好向人鞠躬握手,态度在稍微拘谨之中露出恳挚,谦虚之中显出沉毅。他的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