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今的书房以及用游泳池改建的藏书室,则多次见诸于屏幕。其中有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视觉”节目在2004年6月27日播出的叶永烈专访,编导为宋恺如。2005年12月30日天津卫视“中国人”节目《连接历史与未来的人——叶永烈》,也详尽介绍了我的书房“沉思斋”。
在书房里拍摄的访谈节目,印象最深的是三次。
一次是1995年,我还住在“新工房”里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节目组光临。
记得,首先打电话来的是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编导胡维捷。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开辟“东方之子”栏目不久。胡维捷带着摄制组,从北京来到上海,到我家采访。那天,还来了一个节目主持人,名叫胡健。她不是那种青春型的女主持人,已经年近中年。她本来在《工人日报》当记者,除了写各种报道之外,还写了许多文学作品,所以她还是一位女作家。
胡健的采访,就在我的书房里进行。她似乎事先已经看过很多关于我的报道,所以她事先只跟我随便聊天,并没有谈及采访的本题。当灯光亮起来了之后,她就接二连三向我发问,我随口而答。就这样一问一答,就完成了采访录像。此后,他们在我家拍了一些背景和资料镜头,就结束了。
1995年7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东方之子”中播出了关于我的专访。由于第一套节目(如今的一频道)的收视率很高,各地朋友从屏幕上看到了我的书房。此后,我在2000年2月28日我再度成为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的嘉宾,不过那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影棚里拍摄的。
媒体频频光临(3)
1995年,就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离开不久的10月,日本NHK的摄制组来到我的“新工房”里的书房。他们前来采访,是要我谈江青。
NHK在日本的地位,相当于中央电视台在中国。日本NHK电视台的摄制组,一行四人,即导播、翻译、摄影、摄影助理。翻译邱英哲先生是台湾人,在日本生活了20来年,已经加入日本籍,日本名字为“朝丘英哲”。他曾多次来中国大陆。摄影佐佐木真司先生也曾来过中国。不过,导播大龙裕史先生和摄影助理汤浅拓史先生,却是头一回来中国。
到了我的书房之后,导播讲明意图,摄影助理迅速架好摄像机,摄影师进行拍摄,配合非常默契。然而,邱先生却告诉我,他们三个人分别来自三个公司,这一回还是头一次合作。
在中国,电视采访往往是由节目主持人与被采访者交谈,而日本电视台这一回不用节目主持人,只是让翻译坐在摄像机前,向被采访者提问。这样,在画面上,只出现被采访者,我觉得太呆板。拍摄时,由导播提出问题,翻译译成汉语,而在被采访者作了答复之后,又由翻译译成日语,导播听后,再提出问题……这样来回翻译,所以拍摄工作时间就不能不很长。他们录下全部谈话。在翻译译出被采访者的话时,不仅导播作边听边作记录,而且那位摄影助理也在作详细记录。看得出,摄影助理也兼做导播助理的工作。这样一个顶俩,可以节省人员,节省费用。
导播大龙先生长着络腮胡子,不苟言笑。他是属于那种喜欢“现场发挥”的导演。到了现场,按照剧本原本只拍两个镜头的,他往往要加这个,加那个,起码要拍五六个以至七八个镜头。这样“加码”,也就使工作量陡增,工作时间拉长,而摄制组成员对此毫无怨言。大龙很认真,他一说“要星星”,我就知道他要向我提问了。在日语中,叶先生的发音是“要星星”。我不断地回答他的问题。他喜欢盘根究底。直到我的回答使他满意,他这才向“要星星”表示谢意。他在我家采访时,我本来以为拍摄几分钟就完事,谁知他连珠炮似的问“要星星”,竟拍摄了四小时之久。拍完了,已是下午一时,大家正准备吃午饭,大龙却领着摄影师到我家附近的菜场去了,在那里拍摄——因为他觉得中国的菜场跟日本完全不同,于是,要求摄影师拍些镜头作为资料。他们忙着拍塑料盆里游着的基围虾,拍鹌鹑蛋,拍关在铁丝笼里的鸽子,拍甲鱼……
日本电视台又一次光临“沉思斋”,又是要我谈江青。那是在2008年9月4日。日本电视台在日本是仅次于NHK的电视台。
日本人很守时。日本电视台的摄制组事先在电话中约好在上午九时到我家拍摄,8:50门铃就响了。一进门,仅仅是因为早到十分钟,就连声说抱歉,来早了。因为他们担心堵车,提前出发,提早到达,还特地在我家楼下等了一会儿。
这一回,日本电视台的摄制组显得有点庞大,开了两辆商务车,来了十多个人。幸亏我家的客厅很大,一个学校曾经来了一个班级的学生以及老师、家长,也能容纳,所以十来个人不在话下。
最初,在2008年8月4日,吴惠琳小姐从东京给我来电,说是日本电视台要拍摄专题节目《江青》。接着,则是翻译张晓黎先生跟我不断联络。
首先进门的是编导友利荣太郎和翻译张晓黎。他俩在8月25日曾经来访,打前站。当时,他们手中拿着我不久前在香港出版的《江青画传》一书。编导友利荣太郎先生很认真地向我提出关于江青的种种问题。回到东京之后,友利荣太郎先生写成专题片《江青》采访提纲,请张晓黎先生译成中文,用电子邮件发给我。
这一回,友利荣太郎带领全组人马前来。他向我介绍了节目主持人草野满代(KUSANO MITSUYO)小姐。她原本是理科出身,毕业于日本津田塾大学学艺系数学科,毕业之后却进入日本放送协会(NHK),从1991年起担任东京播音室“NHK早晨综合节目”主持人。此后,进入日本电视台担任节目主持人。此外,一起来访的还有制片人渡边满子、太田由贵、翻译吴惠琳以及摄影师、照明人员等。
友利荣太郎先生以为在书房里拍摄比较合适,可以体现作家的特色。趁着摄影和照明在书房布光的时候,友利荣太郎先生把我的《江青传》、《江青画传》等书从书柜里取出,放在电脑桌子上。接着,让我侧身坐在电脑桌前,而节目主持人草野满代则坐在我的对面。我穿白色短袖衬衫,打了一条灰色的领带,而草野满代小姐则穿了一件绛红和灰色相间的碎花上衣,细细一看,那不是碎花,竟然是一个个元宝图案。
草野满代小姐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节目主持人。她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江青,因此她的提问的切入点跟国内媒体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发现,她着重于江青作为一个女人的奋斗历程,着重于从毛泽东与江青的夫妇感情来看江青,很少提到跟江青有关的*。我的谈话,也就从诸多细节说起,便于日本普通观众接受,这样的讲述使草野满代小姐深感满意,不住地点头。张晓黎先生担任现场翻译。他很仔细作速记,然后进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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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动的读者(1)
1984年11月,德国(当时叫联邦德国)的汉学博士邓城(Charlotte Dunsing)小姐来看我。她曾经把我的作品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在闲聊之中,她说起在北京会见钱钟书的印象。
她一到北京,无论如何,要求见一见钱钟书。她曾经把钱钟书的《围城》译成德文。钱钟书答应了。
钱钟书是一个很幽默的学者。当她来到钱钟书家中,他说道:“现在,许多青年读者看了我的小说《围城》,一定要看一看我是什么模样的。其实,你吃了鸡蛋,何必一定要看母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