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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她妈稍稍犹豫了一下，又打量了我一眼，这才答道，“大概也是去找顾校长的吧。”

“他带着表舅去找顾校长？干啥？”

“不知道。”

“他又把赵大疤、朱副场长都叫到咱家来，干啥么？他到底想干啥么？”

“我跟你说了，别问我。我啥也不知道。”

“您得帮着我劝劝我爸。他干吗非得跟那几位搅和在一块儿！”

“我怎么劝？啊？怎么劝？你们俩有谁会认认真真地听我来说一句？啊？”她妈心里似乎也存着天大的委屈。

“高场长到底怎么了，爸为啥一定要跟那几位搅和在一块儿来反对他？”

“你别这么说你爸。你爸没反对高场长……”

“您跟爸说了，我去找顾校长了吗？”

“我多那嘴干吗？你们父女俩的事，谁的我都不管……”

“我爸上招待所找不见您，他一定会想到，我把您带到这儿来见我表舅了……”她慌慌地转过身，焦急地跟我分析道，“快走。不能让他瞧见您在这儿……”说完，她又去求她的妈：“妈，一会儿，爸回来了，您别跟他说，我带顾校长来过这儿了。行吗？”

“我不管。”

“妈，求您了。”

“我说了我不管。”

“妈，我得罪过您老人家，也得罪过我爸他老人家。可顾校长初来乍到，他没得罪您二位老人家啊。您为什么一定要让爸去记恨他呢？”

“我让谁去记恨谁了？我为什么要让谁去记恨谁？”她妈一下瞪大了眼睛，反问，“我真不明白呢，一个好好的家，一个好好的农场……怎么就会搞成这样……啊？好好的日子不过，你们到底想干啥呢……啊？”她妈哀切地摇着头，悲叹着。

“妈，求您了！”马桂花抱住她妈的双手，用力地摇晃着，恳求着。

她妈用力挣出自己的手，向里屋走去，一边走，一边嘀咕道：“你们父女俩谁也别来跟我说好话。我谁也不帮。我还是那句老话，总有一天，你们俩把我闹腾死了，这个家就太平了，你们俩也就太平了……”

望着她妈的背影，马桂花无奈地呆站了一会儿，然后赶紧拉着我，往外跑去。

十

月色皎洁，眼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她带我急走了十来分钟，然后走进一座废置了的屠宰场。即便在冬季，我仍然闻到一股遗存的骚腥味儿。

由于月色皎洁，所以眼前的一切都黑白分明。她带我急走了有十来分钟，还走了一大截下坡路，好像是到了干沟里头，然后走进一座废置了的屠宰场。即便在冬季，我仍然能闻到一股遗存的骚腥味儿。据说这两年，高地上可宰的牲口越来越少，已经关闭了好几个屠宰场。有的就此废弃了。有的，比如这一个，改作剪毛站。也就是说，到来年初夏时节，本场畜牧队和附近好些个牧业公社大队都会把羊群赶到这儿来剪毛。公家的人则开着一辆辆布满尘土的旧卡车，长途“奔袭”千百公里，从各地赶到这儿来收购高质量的羊毛。冈古拉会派出一大批出色的剪毛能手，聚集在各剪毛站上，为农场赚取这份辛苦的手工钱。剪毛站的收入（再加上农场自己卖羊毛的所得），能给农场发上两三个月的工资，应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高福海当然得重视这档子事，于是明令由小分队来管理各剪毛站。小分队还受各公社大队的委托，监督那些赶着羊群来剪毛的牧民，以防备他们趁远离公社大队领导之机，偷宰偷吃集体的羊只。这方面的工作，只是义务帮忙，并无酬劳。但你监督得好，羊只丢失得少，明年人家还上你这儿来请你剪毛，还让你赚这份手工钱。要不，人家就上别处去了。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36节：黑雀群（36）

马桂花匆匆把我带离她家后，一直紧张地下意识地拽着我的手。走出好远了，快要下大坡了，她才把手撒开。在她那只小手的牵握下，我的手从冰凉，微温，到发热发烫出汗，而她的小手却一直是冰凉的。她带我去的这个屠宰场（剪毛站）离场部最近，规模也最大，分工归她负责管理。她在这儿拥有一大间归她使用的房间。房门上挂着的那把铁锁，我想肯定也有一公斤重。门打开后，她抢先冲进屋，风卷残云般，把晾晒在铁丝上的某些不宜让男人看到的女性专用物件，还有一早出门时没来得及归置起来的一两件脏衣服，一两本旧书，一两页用来练习钢笔字的废纸，一两块放在火墙上早已烤得焦硬焦硬了的苞谷馍片等等等等，一股脑儿地抢收下来，扔进床底下那个用马口铁皮制作的大卡盆里，甚至把两双刚洗净晾起的袜子，也一并给收了起来。

“您坐……坐……我这儿挺脏的……”她自己却不坐，一直在屋子中央惶惶地直转圈，一会儿说：“给您烧壶水吧？”一会儿又呆呆地自言自语似的问：“我爸会找到这儿来吗？他这人看着憨厚，其实特别聪明……”并不时走到窗户子跟前去倾听外头的动静，显得特别的焦虑和不安。

“刚才听你跟你妈说，你老爸和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还有赵光的爸爸，暗中都在反对高场长。这是怎么一回事？”我问。

“这……这……”她的脸微微红起，说话的声音一下低了许多，底气也明显不足。她似乎蓄意地要跟我回避一点什么。

“你估计，你父亲他们这会儿带着你表舅上招待所去找我，是不是趁机想把事情闹大？”

“不清楚……”

“他们会找到你这儿来吗？”

“很可能……”她心不在焉地答道，突然间紧张起来，冲到窗户前，听了一下，回过头来对我低声地叫喊道：“他们来了……您听到了吗？”我侧耳细听了一下，可什么也没听到。她却坚持说：“他们来了……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声了。他们真的来了。你别出声。”她一把拉起我，把我送上“阁楼”，安顿在一个特别黑的角落里，然后又快速跑下去，从窗户里跳出，把房门反锁上后，又从窗户子里跳回来，插好窗户插销，灭了灯，一溜小跑，回到“阁楼”上，紧挨住我，屏住气，静静地坐下。

没过多大会儿工夫，窗户外的大空场上果然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直冲着这大房子而来。

还果然就是马桂花她爸和朱副场长等人，拿着手电筒朝这屋子的窗户子和门扇上直照晃。有人在说话（好像是赵光他爸赵大疤）：“门锁着的哩。”一边说，一边还用力拨弄了一下那一公斤重的大锁，大概是在核实它是否真的锁上了。“肯定上这儿来了。”第二个说话的人便是马桂花她父亲。不知前边我是否已经介绍过，她父亲是场部子女校（小学部）的教务主任。其人经历不凡，要用我自己的话来描述，这是一个“圣徒”式的人物。无论长相，还是气质，还是多年来的行为，都很像西方早期宗教绘画中的“圣徒”。黝黑清瘦的脸庞，细长的身躯，略略地前倾着；深陷的眼窝里永远蕴涵着一种疲惫执著而又麻木呆滞顽强的神情。给人总的一个感觉，他总是不知疲倦、毫无悔意地在关注着自己以外的这个世界。唯一欠缺的是一件中世纪时留下的用粗亚麻布缝制的圣袍了。那是一种宽大的带头罩的深棕色的道袍。不记得我是否跟你们说过，他当年正经是个“黑户”。也就是说，他是个盲流人员。岂止是盲流，准确点说，他是“逃亡”来的。大约也就是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从老家“逃亡”到冈古拉。“逃亡”前是河南上蔡，还是河北获鹿，还是湖南桃源一所县中的教员，就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是一个中学教员。当初不知因为了怎样的一档子事，跟县教育局的领导闹翻了。据说是他支持高中年级的学生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来查清这个研究会“幕后”，是由几个返乡度假的北大学生策划组织的），他们还要出版自己的油印刊物，并且已经试印了一期，到处散发。刊物对当时——五十年代中期盛行的某些农村政策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据说，这件事当时也是惊动了很高层面的领导，下令要力劝制止。一是不能私自成立什么“研究会”，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行，尤其是不能搞什么“油印刊物”。甚至动员了那些学生的家长出来做“说客”。最后只剩下几名学生和这位马老师，拧着脖梗，死活也不肯认错。上面的意思是，学生可以不追究，但教师不认错，就必须处置。学校领导找这位“马老师”谈话，希望他“悬崖勒马”“好自为之”。他觉得自己没错。他觉得他们是真诚的，他们在油印刊物上说的一切，都可以公诸于世。县教育局的领导觉得他实在太幼稚，便联合县公安局一起，给他下达了个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处分决定。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很宽大了的。让他在处分决定上签字，他却不签。他说：“我没做任何对不起革命事业的事。你们可以把我派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考验我的信仰，我的忠诚程度。如果我经受不了这种考验，再处分我也不迟。”由于态度不好，追加处分，开除教职，并明确告诉他，如果再不老实，就可能会被送去“劳动教养”。当时全家人都劝他去认个错，他妈妈几乎要向他下跪了。他却说，请你们不要勉强我。我自有我的办法来向这个世界证明我的忠诚。家里人说，你现在连“饭碗”都丢了，还谈什么忠诚？他笑笑，不答。没过几日，趁一个清早，天还没全亮，家人还都在熟睡之际，他悄悄地出走了，带上最简单的一点行李，没跟任何人告别，也没向任何人说明，一直向西，向大西北方向走去，寻找一个最艰苦的生存环境，以向世人证明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程度。既没有带任何组织手续，也没有带任何身份证明，只揣着十斤粮票和仅有的十二元八角人民币，作为一个“黑户”，“盲流”，他在冈古拉落了脚……他当时是整个冈古拉高地唯一一个读过大学、又教过中学的人。高福海在组建场部子女校（小学部）时，把他调来当了“代课教师”。因为“黑户”身份，他的“代课教员”的身份一直转正不了，就这样“代”了十年课，拿了整整十年的十九元的月工资，也在干沟底下那个“黑户区”里住了整整十年。其实，从他进子女校的第二年起，就成了学校的业务骨干，很快又成了校长离不开的“左膀右臂”：全校的课表是他排的；第一堂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