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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3部分（第1页）

从礼治和仁政出发，关东士人还认为帝国应该废弃和修改一些残酷律法，比如连坐制。律法宽松了，对普通的“民”固然有利，但对贵族阶层的“民”更是有利，这无疑会大大助长贵族阶层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疯狂掠夺。

士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饭碗，也就是诸子百家的学术继承和发展。

大秦“法治”的理论基础是法家的学术思想，这一思想在咸阳稳定整个中土后，必然要开始巩固和加强，也就是要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而广之。帝国的官学肯定是法家学术，而帝国的选官制度首重法家弟子，这导致帝国以研习除法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术的私学遭到遏制和打击，这等于打碎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所以关东士人同声谏言，要求帝国进一步支持私学，推行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并修改选官制度以便把这一策略落到实处。

私学的过度发展，固然可以推进中土学术文化的发展，但无助于推进中土文化的统一，更重要的是，私学发展了，其弟子门生多了，必然会推进地方势力的发展，尤其是选官制度的变革假如向私学倾斜，不但会阻碍中央集权制的推行，损害到尊奉法家学术的官僚也就是大秦官僚集团的利益，同时还会进一步壮大地方势力。

如此关系到帝国存亡的核心问题，太子扶苏不但参与了讨论，竟然还发出了有倾向性的言论。

太子扶苏支持“仁政”理念，认为大秦的刑律的确过于严酷，应该修改，应该适当参考关东诸国的刑律，以便让关东人尽快适应和接受大秦的刑律。太子扶苏也坚持“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认为关东地区的私学应该进一步发展，而大秦的选官制度也要考虑到中土的实际情况，不能单纯的以法家学术做为选官的基本条件，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广募天下贤良。

太子这种有倾向性的言论当然会第一时间传到咸阳宫，而关东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把太子的这种言论迅速传播开来。很快，太子扶苏便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太子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行事风格，也有自己的势力，在某个适当的时机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但他在东巡过程中，在关东那个地方势力极其强大之处，发表一些与中央政策相冲突的言论，就极度不合适了。

太子是中了某些人的jiān计，还是故意而为之？

宝鼎苦叹无语。他在京的时候考虑到自己的敏感身份，与扶苏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更不要说像过去那样促膝而谈了，但只要有见面的机会，他还是嘱咐扶苏要“低调”，要忍耐，要保持与始皇帝的密切关系，在国事上更要与始皇帝保持一致，然而，扶苏终究是长大了，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少年了，对他的嘱咐也是置若罔闻了。

太子与皇帝发生矛盾，对帝国政局的影响可想而知，这是宝鼎一直试图避免的事，以便让帝国平稳度过这几年的恢复时间。如果始皇帝的命运没有发生改变，他就剩下七年的寿命了。七年后，太子登基，不出意外的话，国内局势要发生剧烈动荡，所以，帝国能否在这短短七年内积累一定的财富，帝国中央财政能否摆脱危机，直接关系到帝国能否在七年后稳固大秦本土，继而以雷霆之力戡定叛乱，稳定中土局势。

可惜，宝鼎的梦想破灭了。

他低估了关东地方势力抗衡中央的决心和勇气，也错误地估计了太子扶苏在当前急剧发展的政局中可能会发挥的作用。他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扶苏低调做太子，小心翼翼的shì奉始皇帝，耐心的熬过这短暂的几年，那么自己就能掌控中土局势的发展，就能在帝国最危机的关头力挽狂澜。

“集权”和“分封”这对矛盾深入到帝国的血液和骨髓，做为帝国储君的扶苏，怎么可能会逃脱这对矛盾的“追杀”？

宝鼎不知道接下来的政局如何发展，所以他不敢离开北军大行辕，他必须待在离石，时刻关注咸阳的动静，随时拿出对策来平息可能出现的政治风暴。

历史上扶苏深陷于“焚书”和“坑儒”两大重案，与始皇帝发生了尖锐矛盾，最终被赶出了咸阳，也影响到了帝国的命运。

难道历史要重演？难道即便把扶苏推上太子之位，也无法阻止父子之间的冲突，最终扶苏还是被赶出了咸阳？难道我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都是徒劳，甚至还激化了矛盾，加快了帝国的崩溃？

宝鼎日夜苦思，内心饱受煎熬，身体更是疲惫不堪。

公孙贤向宝鼎进言，请他慎重考虑大月氏王紫苏的邀请。

“近期内，我肯定不能离开大行辕。”宝鼎沉思良久后说道，“你代我跑一趟河西，面见大月氏王，据实相告。未来五年，我会竭尽所能给他以帮助，让他拖住匈奴人，消耗匈奴人。五年后，我出塞攻击，给匈奴人以重创，彻底解决匈奴之祸。”

公孙贤迟疑了片刻，问道，“如果大月氏王一定要见你，一定要亲耳听到你的承诺呢？”

“今冬明初，我或许有时间赶赴陇西。”宝鼎犹豫了很久，还是给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答复。

第453章　关东士人的愤怒

初秋，太子扶苏回京，东巡结束。

太子扶苏在廷议上向始皇帝和中枢大臣们详细禀奏了东巡经过，述说了关东局势以及关东士人对大秦国策所提出来的变革意见，具体阐述了“仁政”理念和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诸多关系到中土文化统一和由此延伸出来的相关利益等一揽子建议。

“仁政”的本质是“法治”和“礼治”的冲突，是“以法治国”和“以礼治国”这两种治国理念的冲突，表面上它牵涉到大秦“严刑峻法”这一基本国策的变革，但实际上它直接关系到了社会各阶层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最终还要归结到“集权”和“分封”这一本源矛盾上。

诸子百家要“百花齐放”，但中土文化又必须统一，而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显然与中土文化统一是相矛盾的，所以这一学术发展策略实质上是中土两种治国理念的激烈冲突的延伸。

“礼”、“法”之间的融合是表像，代表这两种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的贵族集团肯定要有一番殊死搏斗，互相妥协互相融合的条件目前并不具备。关东士人提出来的这一学术发展策略的目的实际上是想借助“文化统一“这杆“大旗”来包围和吞噬法家的学术思想。

始皇帝保持沉默。

中枢大臣们也保持沉默。

接下来政局如何变化，国策如何变革，谁也看不清。

太子在东巡过程中亲眼目睹到关东局势所面临的危机，亲耳聆听到关东人对这一危机的分析和建议，所以他的治国策略发生某些改变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这些改变无一不触及到了帝国国策的根本，由此导致始皇帝和太子之间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而矛盾和冲突会导致政局动荡，这对帝国的稳定和发展非常不利。

淳于越、伏生、叔孙通等关东博士却不甘沉默，他们联合上奏，旗帜鲜明地支持太子的奏议，恳请始皇帝和中枢加快变革的步伐，以便推动中土的稳定和发展。

始皇帝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始皇帝下诏，印制《韩非子》，把大秦的“法治”、“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传播于天下。

左丞相李斯主持此事，奉常、少府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