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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3页)

斯人已去,四百年了,何处可逐星星踪迹?

【执政者怎么能杀鸡取卵】

我们在品评历史上的执政者的时候,常常会赞美他的一些个性与才华。

其实,对于一国之主来说,无论他的位置是怎样得来的,继承来的、夺来的、还是被人家推上去的,历史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是否做到了令国强民富?

他只须有这一件功劳,他也只能有这一种责任。

历史不需要他有别的才华。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还有什么颜面自吹自擂?还怎能指望不教后人耻笑万年?

这就是我敬佩张居正的原因。

在中国的皇权时代,罕有他这样的清醒者。国强与民富,是担在他双肩的两付沉重担子。别人想不起来做的,他想到了,别人不想去做的,他偏要做好。

一代代的王朝,几乎都在走一个路子。开国之初,因殷鉴不远,前朝垮台的景象还能使新主有所克制,所以一般尚能爱惜民力,少收赋税,少设官职,百姓能过几十年安稳日子。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养官愈多,胃口愈大,钱就越来越不够花了。财政危机,是它们的癌症。

如何把这样大一个王朝养起来?怎样才能搞到够用的钱?

不同的执政者,有截然不同的招数。

头脑简单的一种,就是提高赋税,从老百姓那里刮!一道公文下去,不管他下面如何哭爹叫娘,钱是可以收上来了,国库满了,朝廷与官员也有钱花了。但百姓何以堪?揭竿而起的事,往往就发生在刮得太狠的时候。

明君唐太宗了解这一点,他说:“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

这并非什么天才之见,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成语也有“杀鸡取卵”一说,其意荒诞,不过仅是个比喻。可是,现实中蠢到这个程度的居然也有。杀了鸡,取了蛋,还要沾沾自喜。

聪明一点的执政者就不会靠提高税率弄钱,而是“轻徭薄役”。百姓的负担不重了,自然会加紧大生产。不要小看小老百姓的经济繁荣。百姓经济一发达,土地就开垦的多,人口也就繁殖得多(养得起了)。田亩多了,人头多了,国家即便不增税种或税率,税收也能增长。这就是很简单的“放水养鱼”。

张居正就是属于较聪明的那一类的。他说:“古之理财者,汰溢浮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

什么意思呢?把你的臃肿机构减一减,把你的奢侈开支压一压;不要想着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弄到“厚入”(很多很多的钱),尤其不要变着法地“开利源”(新增收税收费渠道)。

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应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h t t  p :   hi。 baidu 。 云 深 无 迹

官员们要是互相比着看谁征的税多,那百姓还能喘得过气来吗?

究竟是以征税多为荣,还是以征税多为耻,就看这把尺在谁手里拿着了。

大明帝国的钱为什么老是不够花?《明史》上说:“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也就是养官和养兵的花费太大。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

官多,花费当然要大。洪武年间,设立官职还比较实事求是,务求精简,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到后来,当官成了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可以靠着当官过上好日子,人人就都想往里面钻。冗官冗员像泡沫一样疯涨,文官到正德年间就涨到了2万多名,百年间增加了3倍。

明朝的武官就更不得了。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编制满了怎么办,只好添加大批无实职的带俸武官——反正得养着。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

这样多的官,有什么用?没用。朱老皇帝的时候,官员数量少,机构简单,但是“当时政无不举,令无不行,事妥民安,未尝失误”(徐恪《修政弭灾疏》)。如今疆土未扩大,人口未增加,倒是官员繁殖得快。“况一官之来,有一官之费。食有俸粮,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给于民。”(《明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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