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1)
这个传奇式的人物矮矮胖胖地坐下来,言语不疾不徐,也并不十分响亮。嘴里来句“他妈的”,强调个人化的体验却总是用“我们”来指代“我”。他强调宿命感,但是作为一名藏族人,他却对藏密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藏族作家阿来正坐在成都一家咖啡厅的椅子里。灯光昏暗。他在劝说对方吃这一家的牛排,因为那是“最好吃的”。他整日无事可做,便是坐在那里喝咖啡。没人认出他来。相较于他出生的那个只有20户人家却归4个土司管辖的小山寨,他太像一个城里人了:挑剔吃,“你让我到农村去,我一点也不高兴”;是西方古典音乐的乐迷,热爱女性、 赞美女性,他认为那是藏族人的天性,也会在朋友中“调查”“性和爱是否能分离”这样的问题。
当然,阿来也确实是城里人的身价了:他的下部小说准备和英国一家出版社合作,小说还没见影,出版社就预付了6万英镑的版税。“预付版税可能是对某些比较重要的作家采取的措施吧?”“那是。”阿来一点都不含糊。
过去,阿来算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因为觉得“人没什么意思”。现在,阿来仍然经常到外面扎个帐篷住,热衷于拍摄花朵,他称之为“听到自然的呼唤”。在他有些清冷的家里,他为记者展现他拍的花朵。高原上有的花很小,他却全部给了很大的特写,仿佛在强调它们短暂的生命。他经常独自驱车前往青海等地,在天地间即兴野溲,他享受这样的孤独。
阿来的个人史,近乎传奇:底下兄弟姐妹一大串的老大,光脚在山坡上放牛放羊的牧童,初中毕业后成了寨子里水电建筑民工,后来当了拖拉机手,而要握方向盘,他屁股下还得垫块板子,因为个头太小。他曾经想当个地质学家,却被分去当乡村教师,要到学校,需要大半天汽车走到公路的尽头,再骑3天马,翻越两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他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
两年后,阿来调到县城中学教历史,为了交8毛钱就能吃到肉他参加了一次“笔会”,开始写诗。那个诗歌遍地的时代,小县城的阿来崭露头角,竟写起了小说,《尘埃落定》是个4年嫁不出去的姑娘。回头看来,阿来还是认为自己的诗歌比小说好。他拿出他的诗歌集给记者看。
1997年,阿来被借到《科幻世界》杂志,“文化产业”提得少,阿来却很成功,一路由编辑而主编而社长;1998年,经过4年退稿的《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当年茅盾文学奖。放牛娃、文学大奖、文化商人,阿来的传奇历程,在同代人中,似乎是另外一条人比较少的路。若是有人说他的写作没有进步,他并不承认这点,他也不认为写作需要“进步”。
但当这个传奇式的人物矮矮胖胖地坐下来,言语不疾不徐,也并不十分响亮。嘴里来句“他妈的”,强调个人化的体验却总是用“我们”来指代“我”。他强调宿命感,但是作为一名藏族人,他却对藏密持强烈的怀疑态度。
● 我早就是知识分子了
吴虹飞:你出生在只有20户人家的小村子,童年的记忆,家庭的氛围,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 来:我家庭影响不太多,从小我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大概10来岁的时候,我就强烈感觉这个生活没什么意义。因为觉得人没什么意思,就会觉得风景很优美,自然界很强大,天空、雪山、风、山花、青草,从小对自然非常热爱,我记得小时候跟石头说话、跟树木说话,不是真说,在心里,好像在童话里,跟这些东西好像能够沟通,建立起对话的关系。 。 想看书来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2)
可能我现在跟中国其他作家不太一样的就是,自然在我的作品中始终是一个角色。我现在还需要不断地返回大自然当中,晚上在草原上,车子旁边扎一个帐篷,睡在里头,什么都不想,不下雨打开帘子看星星,下雨关了帘子睡觉,经常这样。
吴虹飞:西藏本土的文化对你有什么影响吗?比如可能你小时候听到的那些在民间口口相传的神话之类?
阿 来:我听过很多,也曾经写过一篇论文叫做《文学表达的民间性》,来说这个问题。藏族文化没有书面的东西,文字都是佛经,或者对佛经的阐释,它是宗教的,不表达日常生活,而且除了神职人员之外都是文盲。这样口传文学的力量就显现出来,有意无意之间老百姓都享用一种集体记忆,一个村落有村落的故事,一个家族有家族的故事,一个部落有部落的故事,口传文学的好处就是每天都在变化,今天这个人讲,他会添油加醋,明天另一个人,他会有意无意之间做一些修改,所以民间故事越修改越好,而且是无意之中的。有很多民间故事,在后来有了寓言、象征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恰好跟80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现代文学有相通之处,直到那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原来这样的东西在我们民间一直都有,我意识到之后是对民间文学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的。
吴虹飞:我们看你的履历,可以说你是地道农村出身,小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放牧,1976年初中毕业,当过拖拉机手,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 来:这段经历就是决定我这辈子的一个印象,你比如说,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城里人,披红戴花,好像去做什么,我们就回来。我尤其反感一些与我同时代的作家写知青受苦受难,你们他妈的去了几年就受苦受难,另外这帮人就万劫不复,祖祖辈辈?这么多作家到了中国的乡村,没有人跟农民站在一起,觉得他们受那个就是不应该的,而我是那一边的,直到今天我在情感上还是那一边的。
大家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对有些人就是伤害,对另外一些人就不是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来写呢?我们看问题只有两个角度,一,以个人的角度写,没有身份,不是工人、农民,不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二,如果你需要一个整体的话,从全人类的角度来想一想,中间任何一个角度,什么工人的角度、党派的角度、国家的角度、民族的角度,都有很多谎言。而中国人,有一帮知识分子他们被打成右派了,后来就写成了伤痕文学,城里人下乡,就想出了知青受苦的文学,别的中国人就没有受苦吗?后来他们上了大学,现在什么坛上他们风光把持中国大权,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想到中国农民了吗?全是这帮龟孙子。
吴虹飞:你从乡村教师到《科幻世界》的编辑,再到主编,是否也是一个主动向知识阶层渗入的过程?
阿 来:没有。我早就是知识分子了。当时《科幻世界》需要我,又没有编制,就把我借用过去。我从编辑到主编也就是一年时间。
我愿意去也是因为那一块政府不大管,有拿来市场化的可能性。现在时髦的都叫“文化产业”,1996年还没几个人提这个,成都那个地方也没有政策支持,后来还是做成了,当然肯定没有做到理想当中的样子。
吴虹飞:《科幻世界》常常有一种“究天地之变”的气质,你有没有觉得文化的市场化跟文化品格是不太相容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3)
阿 来:我对中国的媒体是有很多看法的。我办那个杂志,提出我们的企业文化,我说我们不是卖酱油的,我们制造的是文化,那么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赚钱加限制。我们希望能有一点点开启民智、传播知识、弘扬正义这样的东西,即使不能把所有的正义做尽。那如果我们对象是青少年,我们至少是帮他们建立科学观,培养他们的想象力,有益于世道人心。他妈的如果每天我们讲怎么娱乐、怎么休闲,制造那种虚假的东西,那我明天自杀算了。所以我说别弄什么镀金大字,写什么走向世界,就是赚钱加限制。我们现在做文化没底线,媒体就知道广告、发行,把市民阶层完全往下拉,市民本来就庸俗,你再给他加猛料……
我们中国这么多年的发展总是滞后,事前不明白,事中我们为了短期目标,假装不知道,一定要到无以复加的时候才开始处理;文化已经在所谓产业化上走,一定要等10年、20年以后,毁掉了一代年轻人,再提出,但是很不幸,肯定不是在我们这一代。
吴虹飞:是什么原因使你决定离开出版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