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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4月11日，驻南京的赣军和一部分桂军便因为欠饷而发生兵变，乱兵们在南京太平桥、白门桥一带大肆抢劫，影响极坏。事实上，这次哗变和2月底的北京兵变其实几乎雷同………你不发钱，我就抢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兵变发生的时候，黄兴正在上海公干，他得到消息后急忙坐夜车往回赶。等他回到南京的时候，天色已亮，兵变也被驻宁各部以十分残酷的手段*了下去。对此，黄兴何尝不感到负疚？当时在南京的一些部队，不仅军饷拖欠，而且供应也极其微薄，有的部队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兵变后，黄兴心中焦灼万分，他一再给北京政府发去电报，催问拨款：“万分火急。之前还可以靠军钞救济，如今只能坐困穷城！此间军队的伙食已经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数处竟然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几乎踏破门槛！危险情形，日甚一日，已有哗溃之势。二日之内如果无款救宁（南京），必有大乱！”

对此，袁世凯置若罔闻，他就是要把黄兴放在火上烤，要看黄兴的笑话。民军既然以革命精神而起，那就以革命大义解散嘛！不要说袁世凯当时确实没钱，就是有钱，那也不能给南方的革命党啊。

无可奈何之下，黄兴也只能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共济时艰，但这又谈何容易！尽管困难重重，但黄兴还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驻扎在南京苏皖地区的北伐军队缩编成5个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后来他出任安徽都督，将大半部队带去安徽；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归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王芝祥，其部队大部分遣返广西；第四军军长姚雨平，其部队由广东新军组成，其中一部分遣返广东，其他解散；第五军军长朱瑞，后来朱瑞出任浙江都督，部队由其带回浙江。另外还有一些江苏的军队，则由江苏都督继续整理。

在兵变发生后，黄兴对权位更加失去了兴趣，他不希望中国再次出现以武力角逐政权的流血冲突，而愿改之为和平的政治竞争。在与财政总长熊希龄闹翻后，黄兴在财政上已经是毫无办法，他不顾同盟会激烈派的反对，向袁世凯一再要求辞去南京留守处的职位，去意甚决。说句公道话，整理裁撤南京的军队真的让黄兴身心憔悴，已经是不堪重负。

对于这个结果，袁世凯早已料到。事实上，袁世凯就是要通过这种手段来消磨革命党人的斗志，因而当黄兴提出辞职后，袁世凯仍旧刻意予以挽留，直到6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答应接手南京留守处，这才批准了黄兴的辞职。

黄兴卸任后，可谓是如释重负。当年10月，黄兴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途中正值他39岁生日。在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后，黄兴又回想起这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他不禁感慨万千，并赋诗一首：

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好不如归；惊人事业如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

入夜鱼龙都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此时的黄兴，将届不惑之年，对他来说，革命已成昨日云烟。在经过多年居无定所、漂流海外的生活后，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初立，黄兴萌生出功成名就的退意，也属正常。久动思静，革命党人主动放弃军权，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哉？！

不过，同盟会中的激烈派却对孙中山、黄兴等人功成身退的想法感到大惑不解，在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会谈后，*级人物谭人凤大发感慨，说：“以前有人写诗，说‘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这两句正好应该送给孙、黄二人，不过一番款洽，竟然就中了袁世凯的圈套。孙中山还说什么愿袁世凯为十年总统的胡话，就连黄兴也立刻改变了论调，难道袁世凯真的有魔力吗？这些人怎么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不悟呢？真是奇哉怪也！”

二十二、组建国民党

二十二、组建国民党

清帝退位后，像黄兴那样看淡革命而转向和平的、有风度的政治竞争的人并不在少数，比如原同盟会员、光复会会长章太炎便公开声称“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将原来秘密的革命党组织改为合法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活动。

事实上，章太炎的提议在当时的思潮中颇具代表性。在很多人眼里，清帝已经退位，“异族”统治也已结束，以后都是汉人间的事情，那不管是袁世凯也好，孙中山也罢，只要天下太平不打仗，为国为民求发展，什么事情都好商量。

1912年后，在“革命党消”的呼声中，一场热火朝天的革命组织公开化和组党运动也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相继上演，并在1913年国会选举前形成高潮。政党本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在中国历史上只听说过朋党，什么牛党、李党、清流党，一向便不是什么好名词，几乎等同于一帮利益中人相互攻伐以至于朝政乌烟瘴气的代名词。

革命党人素来倾心于西方政治文明甚至崇洋媚外得厉害，一贯视中国传统弃如敝履，自然不会有朋党相争之痼疾，因而引进西方的政党制度当然是革命成功后的当务之急。不出所料，那位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章先生也就成为了组党运动的急先锋。

1912年1月3日，章太炎联合前江苏巡抚、现江苏都督程德全成立了*联合会，章太炎自任会长，程德全为副。江苏在清末新政中开化较早，特别是在国会请愿运动和立宪制度建设中更是表现突出，江苏的立宪派已形成团体，其中便有“实业状元”张謇等人。在*联合会成立后，张謇、熊希龄、程德全、唐文治等人也成为了会中骨干。

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就在章太炎成立*联合会的十天后，光复会的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人刺杀。虽然清末民初的刺杀事件层出不穷并被视为革命之手段，但革命党人自相残杀在当时却是极为罕见。令人痛心的是，主持这次刺杀事件的竟然是上海督军陈其美，而执行人则是后来鼎鼎大名的蒋介石。

光复会原本为江浙一带的革命党人组成，1905年并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但由于原光复会的人员与孙中山等人屡起冲突，后来又从同盟会中独立出来，因此双方虽然同处革命阵营，却颇有嫌隙。至于这次的暗杀悲剧，历史学者大多推测为陈其美与陶成章因争夺浙江都督而酿发，这也可以算是革命党暗杀旧习之沉渣泛起。更为可叹的是，在陶成章被刺后，光复会也在无形中瓦解，从此后一蹶不振，臻于消失。

在陶成章被刺死之后，章太炎又在3月2日将*联合会改组为统一党，并更加激烈的指责和斥骂同盟会。在他看来，同盟会是一个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组织，这些人置国家利益与民族大义于不顾，在和议已成的情况下还想继续捣乱（革命），倘若这些人侥幸获得了国家政权，必定要排斥异己，血流成河，搞一党专制无疑。章太炎甚至在自己的谈话和通信中直言不讳的指出，他另搞其他政党就是针对同盟会的，而这一时期他指责孙中山乃至公开谩骂黄兴、陈其美等人是“土匪”，也几乎是家常便饭、张口就来。对于老同志章太炎的倒戈反向，同盟会的人也不免愤而反击，他们在报纸上大骂章太炎是个疯子，并放出流言说章太炎要拿枪打国务总理唐绍仪，他才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和同盟会闹矛盾的还有武汉首义的那些革命党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当时在上海活动的几位武昌起义领袖如孙武、张振武等人都没有在临时政府中谋得职位，因而对同盟会、特别是黄兴等人极为不满。

在孙武等人看来，他们这些人才是真正的革命元勋，同盟会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不过是外来的和尚抢了自己的功劳，可这些人连个陆军次长的位置也没有留给孙武，让孙武面子上极过不去。当时率军攻克南京的浙军司令朱瑞，他是光复会员，本就和同盟会有矛盾，等黄兴当上陆军总长后，朱瑞也不服从陆军部的指挥，还私下里蔑称黄兴是“汉阳败将”。后来，这批人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团体叫民社，公推黎元洪为领袖，其中的成员还包括后来湖北的参议员刘成禺等人。在朱瑞率军回到浙江后，民社的势力也就在湖北和浙江掌握了军政大权。

除此之外，在民国初年活跃的政党还包括孙洪伊、汤化龙发起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原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成员）、清末旧官僚岑春煊组织的“民国公党”、参议员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陈锦涛、王宠惠等人发起的“国民共进会”、范源廉、黄远庸等人发起的“国民协进会”、黄群、籍忠寅组织的“国民公会”、温宗尧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此国民党非后来的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等，林林总总，前前后后，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