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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现代国家是战神的化身(1)
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某个时期,伯顿船长,一位原本可与库克船长齐名的英国军官,从非洲的东北海岸穿过索马里,成为第一位进入这片内陆地区的欧洲人。
与大多数白人探险家不同,伯顿不太喜欢他的祖国,他的探险只是探险,而无意征服,他谴责殖*义政策,自认为他在“野蛮人”这里受到的礼遇,要比在英格兰或苏格兰这些“文明人”地区好得多。那个年代的英国,人们互相攻击,“每个陌生人都是嘘叫和砖块袭击的目标”。
但是,伯顿在非洲部落中的漂泊和历险,却让他时时处在惊恐和危险之中。于是悟出了他的祖国发展为帝国的意义:社会中无处不在的攻击和危险,都集中到了国家,标准化为大军团之间的战争,社会逐渐文明了,而国家成为暴力机器。
据说伯顿船长会讲二十多种语言,他第一个翻译了*名著《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他把在非洲的探险写成了《在东非的最初足迹》,他热爱异教文化,但他还是认同了帝国主义,而且还同意,英国应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
伯顿的理解没错,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开创出的现代国家,最初的意义,就是社会暴力的标准化、国家化。从此,国家不再是圣人的化身,而变成了战神的化身。
这个大转变,中国恐怕最难接受。早在两千年前的秦汉时代,中国就定型为一个“为政以德”的圣人国家,国家就是道德最高标准,不容任何不仁不义之举。东汉之后,印度文化进入中国,尽管与儒教的圣人之治有所抵牾,但毕竟佛教也是和平宗教,佛祖并不宣扬烧杀抢掠,所以还是实现了大融合。但清末的这一次,无论如何融合不了了,西方国家非但不讲仁义,反而崇尚暴力,不再学做孔子,反而争当盗跖,不再是“喻于义”的君子,反而成了“喻于利”的小人。
1840年,英国这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国,派出舰队要求与中国“通商”了,“君子”国中国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当然可以说这很愚蠢,当然也可以说,这是至尊至圣、至仁至义!
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到底有多难?答曰:圣人变强盗有多难,这个转型就有多难。
可是,再难的事,也禁不住暴力,先发国家带给中国的第一个见面礼,就是一通炮击。你学习不学习,转型不转型,现代化不现代化,和我没太大关系,我就是“通商”来了,或者直说,就是掠夺来了,我在全世界都用炮舰“通商”,今天走到你们家了。
无论这些强盗是什么道理,有没有道理,要紧的是,中国肯定不能就这样挨打,就算是一个岛国部落,也不会自甘挨打,遑论是一个两千多年的天朝大国!
从挨打的第一天起,中国就开始学习,就开始努力理解什么是新式国家,如何建国,让自己也成为现代化国家。
一开始时还好。洋务运动之初,奕主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位大人对英国这个国家,那时即有不错的判断:“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如果中国能保持这种认识,将现代国家理解为只问通商不论其他的暴虐国家,应该算基本正确。
几十年后,到了全面学习外国的维新时期,梁启超也能够对西方各国作出颇为精准的分析:观德国之锐意商务,可知其将有大欲于中国;观俄之阴谋,而知东方将有大变;观俄日之拓张海运,而知海上商权将移至太平洋;观德、美、日之争兴工艺,而知英之商务将有蹶衄;观各国兵力之日厚,而知地球将有大血战;观土希之事,列国相持不发,而知祸机必蓄泄于震旦。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早期现代国家是战神的化身(2)
梁氏还说:有天下之责者,将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
中国学界,若能够保持住这种水平的洞察、这般宽阔的视野,在理解现代国家、探求中国建国之路的问题上,也应不至于犯下太大的错误。
然而,甲午战败后,事情就乱了。受奇耻大辱的心理刺激,人们产生了一种关于国家的梦幻,一种迷思,令中国学界产生了思想大偏转。脚踏实地的态度被放弃了,一步到位的臆想主导了思维,一股从美利坚合众国吹来的杨柳风、杏花雨,让很多人中了邪,竟然把对现代国家的最初印象,把英、俄、德、日等国的本来面目,统统忘记了。“暴虐无人理”的战神,不知不觉间,又变成了充满魅力的女神,伴随着关于自由、*、民权的一整套动人学说,国家重新又染上了圣人的色彩。就是嘛,你看人家华盛顿,就是圣人嘛,你看人家美利坚,就是三代之国嘛。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一句百年经文“你看人家美国”开始滥觞,也大约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共和宪政的情结油然生成,从此代代相传,不见消散——
从鸦片战争直到今天,由于中国一直没能建立起西方宪政*制度,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无法完成。中国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在于没有学到西方国家的根本,缺乏立国之本。中国今天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建立具有普世意义的宪政*制度,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完全融入西方世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上述思想被当做“学习成果”,在中国学界中珍藏了一百多年。虽然这个思想在共产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机会公开表达,更没有机会落实到现实政治实践上,但它却一直存在于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之中。
改革开放之后,机会又来了,又可以公开表达了,于是,在近三十年时间里,掌握着话语权的学界主流,将这一见解发挥到了极致,几乎成了一种热烈的喧哗,成了一种振振有词乃至不容置疑的定论。
很不好理解,从梁启超那时就看明白的事情,竟然会乱成这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说,中国要想登山,就不要像日本等大多数后发国家那样,先把国家变成登山战士,然后一步一步地快速攀登,而是要一步到位直接学习那个已经到达山顶的美国,学它的*自由式的登山。谁要不学美国这个榜样,谁就是愚昧无知,谁就大错特错。
如果将其视为中国学界一百多年来关于现代化问题的主要结论,那么我们只能说,受到“你看人家美国!”百年经文的影响,这套思想中关于国家的理解,关于现代化的理解,一直有误!
话音未落,就已经可以听到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