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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这时，从北方陆续赶到江苏的各路清军，全部驻扎在扬州城外，军饷供应中断，雷以諴的部队情况最为严重。雷以諴不能眼看着军士们饿死，情急之下，想起了厘金法，决定征收商业税来养活部队。

厘金是商人的发明。在位于交通要道的城镇里，各地的商人都会开设会馆，为家乡的商旅提供方便。会馆从百货的盈利中抽取一定的金额，储备起来，公用开支。厘金的抽取，一般是一千文抽取十文到二十文，各省都有这样的情况。

雷以諴曾在史书中读过，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驻扎在北部边疆雁门郡，从集市上抽取商业税，用于养活自己的士兵。他拥有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匹战马，以及十万大军。古代用兵，费用巨大。赵国是个小国，李牧又驻军在那么偏僻的地方，靠着商业税的供给，军饷也不会匮乏，行军不缺粮草，士兵不愁吃穿。

明代不征商业税，全靠农业的税收来供养军队，赋税的一半用于养兵。全国每年收入应该有二千多万两银子，但十年的节余，还不过一年的收入，郡县府库照例都没有储蓄。大农春秋有两次收获，往往还不够开销。战火一起，田地里不再播种收获，朝廷收不到关税，而赈灾抚恤，各种费用层出不穷。于是劝人捐输，商议借贷，想用一两位贵戚大臣的私财，填补天下的费用，实在想不出办法了，便增收农业税，弄得民不聊生。

1853年，咸丰三年（22）

清朝的统治者察觉了这种弊端，两百多年坚持不加农业税。然而，每当战火燃起，百姓仍然不免经年累岁的徭役，把国库的钱全部拿出来，也不能满足所需的开支，谋臣们束手无策。

太平军起义之后，清廷筹饷派兵，耗费六百多万两银子，后来财源枯竭，所拨的钱财，只是公文上的数字，长久无法落实。将帅们也知道这当不得真，便各自去想办法。他们的办法有两条，第一是捐输，第二便是厘金。

捐输和厘金两种办法，都起源于战国和秦汉时代。但比较起来，捐输是个笨拙的法子，朝廷卖官鬻爵，流敝很大，败坏了风气。何况与捐输比较起来，用商业税来供给军饷，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来源。

雷以諴想起了厘金法，在扬州东北方四十里处的仙女镇开始实行。他按照商人们的惯例在抽取的比例上加以增减，对商铺和流动商人采取不同的办法收税。对于商铺，一年酌定收税多少，叫做“板厘”；对于流动商人，则设卡征收，与关税相同，叫做“活厘”。

雷以諴实行的这个办法，对百姓的影响很小，也不会挫伤商人的积极性。东南部的清军将帅争相效法，不断提高收税比率，所设的税卡越来越多，抽取的税金越来越重，每年的收入超过人口税的数倍。战争平息后，厘金成了惯例。此后几十年，全国的商贾都为这种税收感到头痛。

雷以諴的举措，在1851年开始的这场战争中，是清军首次采用这种办法来供养作战部队。此举为湘军筹饷提供了借鉴。曾国藩后来靠着这个办法，把湘军带出了最艰苦的岁月。

在筹饷方面，太平军则是农业税和商业税并举。

太平军在5月份再次占领安庆以后，清廷的省府搬到庐州去了，谋士们建议将庐州定为省会。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办事练达，在安庆张榜安民，选择村子里大胆聪慧的能人担任乡官，要求农民交出粮册，按田亩的多少来输送钱米。又在大星桥设立关卡，用铁链子将巨筏锁在江面，拦截行船，征收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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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移师衡州以后，曾国藩的处境大为改观。

衡州是湖南第二大城市，民风淳朴，还没有染上省城的奢华与矫饰。对于曾国藩而言，衡州于他还有故里之谊，他少年时代曾在这里求学。而且，这里还是湖湘学派创始人王船山的故乡，令崇仰前辈学者的曾国藩倍感亲切。

湘军驻扎衡州，也有军事上的需要。衡州是历代交通要道，兵家必争之地，湘军驻扎在这里，有助于阻截太平军发源地广西与外省战场的联系。

曾国藩重返第二故乡，顿感海阔天空。长沙官场上以骆秉章和鲍起豹为首的文武官僚针对他的明争暗斗和处处牵制，在这里已经感觉不到了。

衡州知府巴不得湘军移驻到他的辖地。他知道，湘军是块硬骨头，太平军不会轻易来啃它，衡州也就可保平安。乱世之中，一个知府保住了城池，就等于保住了性命和顶戴。他的身家和仕途升迁，都与这位钦差帮办团练大臣休戚相关。于是，他把修城墙的银子挪过来，交给曾国藩用于训练湘军。他盘算着这些银子还会回到他手里。湘军能够对付太平军，他们的军费，朝廷和巡抚衙门最终是会全部承担的。

曾国藩在衡州没有官场上的为难，却深感兵力匮乏。战争的持续和扩大，使能征善战的军士，远远供不应求。

江忠源此刻正在外省作战，而太平军从南昌撤围后，江忠源从南昌到达九江，就因楚军大量散去，而奏请清廷给他增兵。

曾国藩得知此事，给江忠源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现在最可恨最令人伤心的事情，是朝廷的军队兵败不相救。调派兵员时，从几个营或几十个营中抽选一千人，士兵之间互不熟悉，统领军队的人，又不是本营过去的将领，下级便不服从调配。至于绿营兵与勇丁碰到一起，更是互相嫉恨。在桂东战役中，三厅兵在街上寻杀湘乡勇。湘军增援江西时，镇筸兵在三江口打杀湘乡勇，重伤十多人。现在朝廷的部队习气败坏，调度方法陈腐，就是圣人也无法令将士同心。

曾国藩又说，江忠源奏请增调六千名云南兵、贵州兵、湖南兵和广东兵，招募三千名勇丁，总计一万人，编成一支部队。那六千名军士，必须有一两名大将统领。但他们这些文官，要和绿营将领打交道，真是很难。绿营将领大多数卑俗平庸，根本谈不拢。还不如训练一万名乡勇，全部挑选湖南家乡那些朴质而又善战的君子，以忠义的精神来统帅他们，加以刻苦的训练，激发他们的斗志，才可以投入战斗。

1853年，咸丰三年（23）

曾国藩的这番话，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他实际上是在劝告江忠源，在失去自己亲自训练出来的新宁勇丁之后，不要急于投身作战，疲于奔命。在重新训练出一支家乡的部队之后，再投身战斗，是比较稳妥的办法。可惜江忠源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很快又带领杂牌部队投入新的战斗，结果把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

性格决定命运。江忠源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因为他注重节操和义气，不忍见危难而不救，于是放弃大局的考虑。其实曾国藩已经预见到这个结果，早就说他一定会为义气而献身。

在外省作战的江忠源缺乏兵力，再次提醒了曾国藩：必须继续扩大本省团练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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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长沙的遭遇，伤了他的自尊，也刺激了他的欲望。他早就知道，光靠绿营的力量，是对付不了太平军的。只有“别树一帜，改弦更张”，纯靠湘军的力量，不掺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绿营，才能驱驰东南，逐步肃清太平军。

曾国藩扩军的初步设想，是办成六千人的陆师，和江忠源的四千楚军，合为万人大军。

那时候，曾国藩身边只有三员干将，就是塔齐布、罗泽南和王錱。塔齐布勇猛过人，稍缺谋略。罗泽南勤恳扎实，拙于交际。对于扩军，只有不在身边的王錱可作指望。这个年轻人擅长言辞鼓动，以前在湘乡招募勇丁和筹饷，很有一套办法。所以，曾国藩刚在衡州安顿下来，便写信给王錱，请他协助招募兵勇。

王錱正为湘乡子弟兵在江西的损失而悲恸。罗泽南所部在南昌丢下了八十多具尸体，谢邦翰等四人是王錱的同学和挚友。他发誓要率领湘中子弟，慷慨兴师，为死去的人报仇雪耻。王錱正想向骆秉章和曾国藩请求招募勇丁，出省作战，曾国藩要他招兵买马，正合他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