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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2部分（第1页）

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曾国藩在8月份亲自审讯李秀成、洪仁达和洪仁发等人，议定罪名以后，将他们全部处死。

1864年，同治三年（22）

李万材在供词中说洪福瑱已经死亡，而江西和浙江的湘军，纷纷争辩，说洪福瑱没死。左宗棠和沈葆桢分别上疏讽刺曾国藩。

曾国藩上奏说，他抵达金陵以后，接见诸位将领，见他们的脸色无不憔悴可怜。他给诸位将领宣讲皇上仁爱，多方抚慰，既夸奖他们可怜可敬的功劳，又以忘死忘劳的大义加以勉励。

曾国藩在奏折中谈了对洪秀全戮尸焚尸的经过之后，又说洪秀全宫中有一名姓黄的婢女，是道州人，就是亲手埋葬洪秀全的人。他亲自询问这名婢女，据婢女招供，洪秀全经年不见臣僚，四月二十日因湘军猛攻金陵，服毒身死，秘不发丧，十多天后才宣布。洪福瑱在屋子周围堆积薪材，打算在城破时自焚，与其他人的口供都相吻合。连日来，在宫殿的灰烬之中，反复搜寻，茫无实据。查看他的金印和玉印，都是在巷战时夺取过来的，又好像已经逃出宫殿。

李秀成供认曾携带洪福瑱出城，后来分散。不过，这次逃奔的太平军，仅有十六日夜间从地道缺口逃出几百人，湘军有骑兵追到湖熟，已经全部围杀。从十七日以后，曾国荃便将缺口封砌，关闭所有城门，搜杀三天。

洪福瑱是十六岁少年，即便没有丧身于烈火，也必定已死在乱军之中。

李秀成被擒后，各营投降的士卒，以及城外附近的居民，人人都认识他，围观的人堵塞了道路。经过多日审讯，他亲笔写下几万字的供词，陈述太平军的始末，对于他本人作战的情况，讲述得甚为详细。又力劝官军，不宜专杀两广人，否则太平军更加孤立，造反者更加顽固，战事没有止境。他的说法颇有可以采纳之处。

这些天来，办案的文武官员，都请将李秀成用囚车押送京城。连来道贺的洋人戈登和威妥玛，也希望把他押送京城。

但是，曾国藩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李秀成只是一个小丑，不必把这样的俘虏献给朝廷。从来解送京城的要犯，必须以好言劝诱，许以不死。李秀成知道自己没有逃脱一死的可能，有可能在途中绝食而死，或者夺路而逃，反而会逃脱一个该杀的要犯，留下巨大的祸患。而且李秀成熟悉权术，很会笼络人，颇得民心。城破以后，乡民出于同情而将他藏匿起来。

曾国藩说，他还听说萧孚泗的部下抓到李自成以后，乡民竟然将亲兵王三清扔到水里，好像代李秀成报仇，而泄私愤。李秀成被关入囚笼的第二天，湘军又擒获松王陈德风。陈德风一见李秀成，便长跪请安。他听说这两件事以后，知道李秀成还没有失去民心，他的部属也对他怀有忠心，所以决定将他就地正法，以绝后患。于是在初六日行刑。

洪仁达是洪秀全的胞兄，与长兄洪仁发暴戾恣横，多行不义，是李秀成深为遗憾的人物，被捕后还如痴如醉，口称天父不绝。因为他已病重，已于初四日先行处决。

尽管曾国藩在这份奏折中陈述了没有将李秀成押解到京城的理由，仍然有人怀疑曾国藩的做法另有动机。舆论沸腾，矛头纷纷指责曾国荃。他们的意思是，曾国藩草草地将李秀成处死，是为曾国荃隐瞒了什么。

面对千夫所指，曾国荃非常郁闷，因为他作战艰苦，好不容易打了胜仗，还要背负一个骂名。曾国藩手下的宿将如杨岳斌、彭玉麟和鲍超等人都打算告辞离去，人们马上怀疑他们与曾国荃不和，还说金陵的钱财都到了曾国荃的军中。曾国荃在作战中负了伤，又得了疥疮，便请病假回归乡里，遣散所部二万五千人，留一万人驻守金陵，另留一万五千人作为游击安徽南北的预备队。

在攻克金陵的作战中立下功劳因而受封了爵位的几个人，李臣典因病亡故，萧孚泗因丧事归乡。武明良当了个记名提督，请假回家后就病死了。

大功告成了，这些将士郁郁寡欢，悲凉沮丧，也许是因为作战时杀气太重，当胜利到来的时候，便觉得虚弱不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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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统帅军队，本来就诚惶诚恐，自己庆幸扫平了洪秀全的太平军，攻克了金陵，实现了刚刚起兵时的愿望，为了退避权势，以保清名，于是极力宣扬湘军已经暮气沉沉，不能够再用，主张清廷用淮军，接着镇压捻军。

曾国藩说湘军暮气沉沉，当然是一个托词。在曾国藩裁军之后，左宗棠和刘锦棠率领湘军在关内关外镇压回民起义军，平定新疆，席宝田率部在贵州镇压苗民起义，王德榜率部在越南与法国侵略军作战，都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这些湘军部队，哪里看得出有什么暮气？如果说有什么暮气，不过是在曾国藩统帅的湘军部队里面，由于曾国荃顶着太大的光环，而他本人过于张扬，导致将领们有些离心离德罢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864年，同治三年（23）

不过，曾国藩的有一种担心，倒并非托词。他认为湘勇熟悉山地作战，驰骋平原却非所长，因此对捻军作战会有所不利。而且湘军勇武已达十年，颇为疲惫，需要休整。与其这样空耗军饷，不如裁撤。

曾国藩裁撤湘军，在自己的体系之内，并没有遇到不可克服的阻力，因为自从曾国藩首创用乡下农民代替编制军队以来，这些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湘军的制度，充分反映了军队的利弊。胡林翼、左宗棠和李鸿章都从湘军中崛起，因此虽然他们用兵的地方各不相同，还是没有背离江忠源、王錱和曾国藩等人确立的这个宗旨。

曾国藩的军事思想，非常重视时机。他认为胜败是时机决定的。时机不可为，就是圣哲也无法办到。时机可为，就会事半而功倍。为了等待时机，就必须执著。

在战争时期，局势瞬息万变，安危系于一发。清廷的谋臣们远在几千里之外，靠着揣摩推测而进行遥控，朝上一策，暮更一令，弄得前方将帅手足无措。向荣和张国梁都是职业军人，而且是久经沙场的大将，不可谓不懂战略，但他们缺乏远见卓识，缺乏耐力和定性，别人叫他们向左他们便向左，别人指挥向右便朝右，非常害怕谋士们指责他们的不是，无暇审时度势，于是早晨奔向安徽，傍晚又杀向浙江，疲于奔命，而忘了自己的任务是屯兵于坚城之下，所以几起几落，左右一蹶不振。

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以忧惧治军，详尽地审查全局，眼光高远，不急功近利，不为旁人的议论所动摇，坚持自己的信念，撼不动，催不发，比起江忠源、李续宾这些义气用事的将领，多了一份最后取胜的保障。

曾国藩的裁军，也是因时势而决定的。

湘军本是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时势的产物，当它已经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时势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湘军的存在成为一个问题。湘军和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孪生体，太平天国没有了，湘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理由。湘军这时已经发展到空前的规模，只要这支强大的军队继续存在一天，不用曾国藩说一个字，本身就是对清廷的威胁和挑战。

关于这个威胁，清廷已经有人大造舆论。御史蔡寿祺参奏湘军胡作非为，声言这么多湖南人占据军政高位，实非国家之福，实为不测之祸，建议清廷只对他们授以低级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