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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我对杨奔先生说的第一句话是:“哦,我们神交三十六载,今日第一次见面”。

杨奔先生已经白发苍苍,虽已退休,仍笔耕不缀,出版新著《外国小品精选》、《苍南历史人物》,发表了一百多篇散文。

十年之后──1997年4月,我又一次和妻子一起,从上海前往妻子的老家温州平阳张家堡探望,然后前去苍南看望杨奔先生。杨奔先生由于夫人故世,已从龙港镇搬到灵溪镇女儿家居住。这一回和杨奔先生见面,竟然“挖”出了一段令人惊叹的“缘分”:

我的妻子姓杨,乃温州平阳县张家堡人氏,而杨奔先生也出生在这个村子里。我从妻子的祖屋后门沿河走了一百多米,村里人告诉我,那里就是杨奔先生的旧居!我的岳父杨悌,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家中藏书甚丰。杨奔先生年轻时,常到我岳父的书房里小坐,并且向我岳父借书。我走访村里的杨氏宗祠,从杨氏家谱中查出,杨奔与我妻子家还是亲戚呢。按照家谱排辈,我应是杨奔先生的叔叔!

然而,在我十一岁的时候,这一切都无从说起!

当我见了杨奔先生,说起我们之间的这段奇特的缘份时,他哈哈大笑起来。

县志里要收入我岳父的小传,这小传由杨奔先生撰稿……

我十一岁时发生的这段故事,不仅决定了我这一辈子将以写作为业,而且竟为十一年后我的婚姻也带来奇特的缘分!

写诗“发烧友”(1)

猛然,听见一声“呜”的尖叫,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驶过来。我扔下手中的行李,奔了过去,瞠目注视着那蒸汽机车……

那是在1957年,十七岁的我,头一回离开温暖的家,温暖的故乡──温州,坐长途汽车来到金华,从金华转火车前往北京。那时候的长途汽车不是用汽油,而是烧木炭的。汽车背着一个煤气发生炉,炉子里烧着木炭。一边是清清的瓯江,一边是陡峭的山崖,长途汽车在崎岖的黄泥公路上艰难前进。

我从未见过火车,一到金华,头一回见到那呼啸而来的火车,一时间兴奋无比。

就这样,在无限兴奋之中,我在金华乘火车,远涉千里,来到了首都北京,来到了北京大学。

兴奋很快就过去,接踵而至的便是想家。四周的一切,全是陌生的:人是陌生的,地方是陌生的,就连那饭菜也是陌生的……特别是一进校门,便上“阶级斗争第一课”──投入“反右派运动”。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的我,从未见过批斗会,从未见过大字报,从未领略过那政治暴风雨。我日夜思念着海滨那座温暖的小城,思念着那个温暖的家。

到了北京大学之后,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至今保存着这封信。信封上写着:

北京市

北京大学第三十斋第三一二室

戈悟觉同学转

叶永烈同学亲启

浙江省温州市铁井栏第八号叶志超寄

1957,9,20发

父亲写的信封,把收信人、寄信人的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连发信的日期也写上。当时,我刚到北京大学,住址未定,所以信是寄到戈悟觉那里转的。

父亲在信中写道:

“烈儿:自你离温后,你在金华、在上海、在济南寄来的明信片均已收阅。9月19日上午接你於9月14日夜写的信,藉悉你沿途一切都好并安抵北京,业已晋校,家中大小欣喜若狂……”

父亲在信中提醒我:

“你今后写信封,必须将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切勿如这次信封仅有‘北京大学十一斋叶寄’,今后必须写‘北京市OOO北京大学OO斋OO室叶永烈’,这样写邮局拣信快万一寄不到,也可退回寄信人也,希留意。”

从那以后,我写信封,都注意把“受信人及寄信人的地址、姓名详详细细写出”。写信时,在信末也养成署年、月、日的习惯——后来,我才明白写明年份非常重要,不然过了好多年之后,就弄不明白那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离家愈久,思念愈切。平日,学业很忙,从早到晚,时间表上塞得满满的。最怕是放寒暑假。同学们一个个走了。宿舍里变得空荡荡的。只有我留下来了,留在那空无一人的宿舍。因为我的家远离北京,由于父兄蒙冤,原本很宽裕的家庭经济变得异常拮据,我靠着助学金能够念大学已经很不错了,而回家简直是幻想和奢望──虽说学生那时只用买半票,可是我连半票都买不起!

写诗“发烧友”(2)

空荡荡的宿舍,空荡荡的心。“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唐朝大诗人李白《太原早秋》中的诗句,成了当时的我的写照。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寄托,排遣那作为异乡异客的可怕的孤独感和空虚感:我埋头于写作!

那时的我,成了写诗“发烧友”。我的衣袋里,总是放着小本本。不论是走在路上,还是躺在床上,一有“灵感”,就赶紧掏出小本本,记了下来。看见飞鸟,看见小草,看见日出,看见落叶,都会激起我的诗情。

虽说进入北大之后,我读的是化学系,可是我却加入了中文系的“红楼诗社”。在那些“发烧”的日子里,我竟写了一千多首诗。

我不断地给各报纸、杂志投稿。我的小诗,绝大部分如飞雪入水,不见踪影,可是也有时偶然溅起了涟漪,发表了。我的小诗不仅登在《北京大学校刊》上,也上了《北京日报》、《湖南文学》之类“大报刊”。

那时,我在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劳动,写出了《好样的“保姆”》一诗,先在工地广播站广播,不久在1958年5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

───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女同学组成了“赵一曼连”,在十三陵工地紧张的劳动之余,还帮助民工看孩子,获得好评。

她自己还是个大孩子,

却把看孩子的任务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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