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摇头,绷紧了身体,如同一张拉开就能伤人的弓箭。
三五次一来,罗想农绝望了,心甘情愿放弃了努力。夫妻夜夜同床而眠,却分别裹紧自己的被窝。他们成了最最熟悉的陌生人。不,比陌生人相处更加的尴尬,更加的窘迫和别扭。
那个时候,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清楚世界上还有一种疑难病症叫“抑郁症”,不了解这种病的起因、发展和最终结局。他们只觉得有那么一些人脾气古怪,不合群,喜欢“作”,寻死觅活地折腾。他们会情不自禁地瞧不起这些人,孤立这些人,用目光和言语将他们打入地狱,不让他们喘息翻身。
其实,对于这个小小的悲惨的群体,“活着”比“死去”要艰难一百倍。
如果罗想农早早地察觉到李娟的不正常,早早地带她看医生,用药,以后的情况是不是就有大不同呢?
很多年之后,罗想农谴责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的原因就在这里:他读过医学院,当过县级医院的住院医生,可是他居然没有意识到李娟患上了抑郁症。
李娟只是他的妻子,不是他的爱人。睡在身边的人和藏在心里的人,两者间的差别天高地远。如果把李娟换上乔麦子,罗想农会遗漏掉爱人眼睛里的淡漠,厌倦,和那种了无生趣的决绝吗?
宇宙间的许多存在都是悲剧,人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深陷其中,成为悲剧的主角,一天又一天地挣扎在纠葛之中。
这一年的春节,罗想农带着李娟回了青阳。青阳有李娟的娘家人,有她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朋友,同学,罗想农希望妻子置身在亲情爱意中间的时候,能够找回一些从前的快乐。
春节期间,李娟的情况确实有明显好转,久已不见的笑意再次浮现在她的嘴角鼻翼,甚至她长胖了一些,皮肤有了水色,眼睛看人时也有了流转的光波。那一年街上流行一种软缎对襟的中式棉袄,罗想农带她去百货商店买了水绿色的软缎料子,买了价钱不小的丝棉,怂恿她去裁缝店里赶制一件。她果真就去了,做出来穿在身上,水葱一般鲜嫩的一个人。
最难得是她允许罗想农对她行使了做丈夫的权力。一共有三次。第一次没有成功——这是罗想农的问题,他因为久不复习,又大喜过望,未免就手忙脚乱,结果半途而废,把身上床上都弄得一团狼狈。后面两次,他找回了感觉,熟门熟路,游刃有余,虽然李娟的表现差强人意,毕竟这是个好的开始,罗想农对他们两个人的未来生活又有了信心。
寒假结束,小俩口带着刚刚在李娟子宫里着床的一颗快乐的精子,带着李娟妈妈的嘱咐和大包小包的青阳土特产,坐长途汽车回南京。一路上人员拥挤,鸡鸭同行,寒风从破损的车窗里呼呼地长驱直入,李娟的鼻子被冻成一根红萝卜,两滴清鼻涕可笑地悬挂在鼻尖,摇摇欲坠。罗想农体贴地拿出手帕替她擦了,又把她的脑袋裹进自己怀里,搂着,生怕她冻出伤风感冒,影响了情绪,他们之间会过早地结束这个“蜜月”。
开学,上课,重新回到连轴转的教学和科研的日常工作。罗想农是系里的新人,按照惯例,所有系里最琐碎最繁杂的活儿都归到他的手上,他从帮助老教授们借书查资料做起,一直要做到替他们换煤气包买火车票寄信排队看病。没有办法,老先生们实在都老了,从反右到文革一路折腾下来,他们已经是遍体鳞伤气息奄奄,他们智慧的大脑和孱弱的身体和潦倒的生活境况早已不成了比例,罗想农这样的年轻教师再不出手相助,他们也许就会带着满肚子的学问沉寂等死了。
有一天深夜,熟睡的罗想农被隔壁邻居大声喊醒,披衣冲进楼道厕所,看见李娟昏倒在洗手池边,脸上是汗,身上是血,汩汩流淌的鲜红鲜红的血。罗想农整个人如遭雷击,浑身哆嗦,半天半天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邻居们七手八脚帮忙,用躺椅把李娟抬到校医院去。诊断结果是流产,大出血。第二天学校医生严肃地找罗想农谈话,责问他说,一个学生物的研究生,对妻子的生命怎么可以如此漠视?如果他们不想要这个孩子,为什么不选择手术,却盲目无知地让妻子服用那些中医学上“虎狼之药”?
罗想农惊呆了,“虎狼之药”?“流产”?他迷迷瞪瞪地看着校医,很长时间回不过神来,不知道对方在说些什么。
他冲进病房,责问李娟:“为什么要这么做?”
李娟背对着他,石头一样沉默。
“为什么?为什么?”罗想农狂暴地掀开她的被子,摇晃她的身体。他简直要疯了。他怎么都不能理解李娟这样的变态和极端。
李娟死活不开口。她就是不说。
在那个时候,罗想农还是没有将她的举动跟“抑郁症”这个词联系起来。一丝一毫都没有往这方面想。杨云得知消息,去医院看过李娟之后,倒是问了罗想农一句话:“你有没有了解一下,她家族中有没有人得过精神病啊?”罗想农想都没想,斩钉截铁回答:“不可能。”他当时的心里,对杨云的这句话是非常抵抗的,他反感母亲在这样的时刻还能有这种近乎冷酷的清醒。
出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李娟的身体弱不经风,她请了病假在家里,足不出户,也极少料理家务,连一天三顿饭都懒得去做。罗想农每天到教工食堂打饭回家,衣服被褥送到学校洗衣房去洗,十天半月拖一次地。很快的,无人打理的房间脏得不成模样,窗台上的灰尘攒到了铜钱那么厚,碗筷杯盘油腻滑手,水泥地板污渍斑结。罗想农意识到自己的日子狼狈不堪,可是他习惯了,适应了,不想对任何人做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