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迈阿密一家小医院里待了几天。我只受了一点轻伤,已经逐渐在复原。那几天,我也接受了调查员的询问,描述当时的状况。另一方面,我也开始真正感受到万诺文已经死了。也就是在这段期间,我决定离开基金会,自己开一家诊所。
不过,我打算等到复制体发射之后再告诉别人这件事。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想让杰森烦心。
跟前几年改造火星的行动比起来,复制体发射计划显得有点雷声大雨点小。它会达到更伟大、更微妙的成就,然而,正因为整个计划只动用了几枚火箭,时机的掌握也不需要太精确,计划太容易执行,花的钱又少,反而没什么戏剧效果。
罗麦思总统打算把这项计划变成美国人的专利。罗麦思总统让太空总署和基金会的高层人士把持了复制体科技,拒绝和其他各国分享。他的举动触怒了欧盟、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火星数据库的公开版本中,相关的段落都被罗麦思下令删除了。引用罗麦思的话,“人造微生物”是一种“高风险”的科技,很可能会被人用来“当作武器”(其实他讲得也没错,连万诺文自己也承认)。因此,美国人有义务负起“保管的责任”,管控情报,以防“纳米科技扩散,沦为一种全新的致命武器”。
欧盟咒骂美国人犯规,联合国也召集了一个调查小组。然而,全球遍地烽火,到处都有小规模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罗麦思的说辞倒是有一定的分量。不过,如果万诺文还在,他可能会反驳说,同样的科技,火星人已经用了好几百年,大家也还相安无事,而火星人和他们的地球祖先一样是人类。
由于这种种原因,那年夏末,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火箭那一天,现场的观众寥寥无几,媒体也漫不经心。毕竟,万诺文已经死了。自从媒体大幅报道万诺文遭到杀害的事件之后,新闻价值也已经所剩无几了。如今,四枚沉重的三角洲火箭巍然矗立在海上的发射架,感觉上仿佛只是为万诺文的追悼会作了一点交代。或者更悲哀的是,那会沦为老调重弹,沦为当年种子火箭发射的翻版。只不过,如今这个年代,大家已经越来越不抱什么希望了。
然而,就算只是余兴节目,毕竟还是个节目。罗麦思专程从华盛顿飞来参加。爱德华·罗顿也受到礼貌性的邀请,这一次,他愿意乖乖守规矩。于是,到了预定发射日那天早上,我和杰森开车到卡纳维拉尔角东边的海滩,坐上了露天看台的贵宾席。
看台面向海上。当年那些旧发射架还矗立在海上,还可以使用,只是因为长年累月遭到海水的锈蚀,有一些红色的痕迹。那是种子发射年代的产物,能够承载最巨大、最沉重的火箭。相形之下,那几枚全新的三角洲火箭看起来小多了。我们坐的位子距离发射架太远,没办法看清楚火箭的每一个小细节。远远看过去,我们只看到四根白色的柱子伫立在雾气迷蒙的夏日海面上,旁边点缀着几座没有用到的发射台和联结轨道。勤务船和支持船停泊在安全距离之外。那是个晴朗的夏日早晨,天气炎热。偶尔会刮起一阵阵强风,虽然还没有强到会影响发射,但已经足以将旗帜吹得噼啪作响,把罗麦思总统精心设计的发型吹得乱七八糟。罗麦思走上讲台,对着一群大人物和媒体记者致辞。
他的致辞意外的简短。他引述了万诺文的传奇事迹,并且表示对复制体计划充满信心。他说,人类即将在冰冷的太阳系边缘部署一个复制体网络,他相信,不久之后,这个网络将会找出时间回旋的目的和真相。他说,人类在宇宙中留下痕迹是一种英勇的行为。讲到这里,杰森偷偷对我说:“他应该说银河,不是宇宙。还有……他说留下痕迹是什么意思?像一只野狗在消防栓撒尿吗?他真的应该先找个人帮他修饰一下演讲稿。”接下来,罗麦思引述了一首诗。那是19世纪的俄罗斯诗人邱特契夫写的。邱特契夫根本无法想象时间回旋是什么东西,但他写出来的诗却仿佛他亲眼看过一样。
浩瀚宇宙消失,如幻影一闪而逝。
孤立无援、衣不蔽体、形单影只,
那人一如无家可归的孤儿,
终须面对深不可测、无边无际的黑暗。
而今,他终于知道,
在那豁然开朗、遥远陌生的夜晚,
他未知的命运已然注定,而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一切生命与光明恍如上古梦境。
然后,罗麦思走下讲台。接下来,单调乏味的倒数计时开始了。数到零,第一枚火箭冒出巨大的火焰,冲上天外那宽广无际的宇宙,冲向已注定的未知命运。那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命运。
所有的人都抬头看着天空,但杰森却闭上眼睛,两手叠在大腿上。
我们和另外一些受邀的来宾一起走到接待室,准备接受媒体的访问。有线电视新闻网预定访问杰森20分钟,也要访问我10分钟。我的身份是“奋力抢救万诺文生命的医生”。等记者七嘴八舌问得差不多了,我才告诉他们,其实,我只不过是把他鞋子上的火弄熄,并且在他中弹倒地之后,把他的身体从枪林弹雨中拖了出来。我迅速帮他做了基本的身体检查,包括气管、呼吸和脉搏。检查完了以后,情况已经很明显,我救不了他了。当时,我也只能压低身体,等待救援。
罗麦思总统在接待室里绕了一圈,跟来宾一一握手,然后就在护卫的簇拥下急急忙忙离开了。爱德华在自助餐台旁边逮住了我和杰森。
他说:“你的目的大概已经达到了。”他对着杰森讲话,眼睛却看着我,“现在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
杰森说:“既然如此,那大概就没什么好吵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