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还应该看到,倘若突厥内部团结一致的话,长孙晟的策略也难于在短期之内奏效。实际上正是突厥汗国本身的结构性缺陷,为这一分化政策提供了相当大的实施空间。
一般说来,由于部族的复杂多元,北方草原民族政权一般都采用贵族、部族统治模式。与此相适应的做法,通常是在庞大的统治区内划分出若干区块由贵族或部族首领进行统治。
这种模式表面上接近于中原王朝的分封体制,但实际却有着本质的区别。经过一系列历史经验教训后,中原王朝在采用分封的同时,还有一整套官僚机制来相维系与制衡;越往后的时代,官僚体制越居主导地位。
换而言之,真正维持着中原王朝机体运转的是官僚制而非分封制,但这恰恰是草原游牧政权所缺失的。草原游牧政权的一维统治模式和中原王朝成熟而多维的官僚机制相比,显然比较单一和松散。
因此,当草原帝国的大汗足够强大的时候,多少还能够维系整个部族联盟的统一;而当大汗的力量衰减的时候,各小汗或各部族首领之间就容易产生争斗而分崩离析。历史上北方各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不断循环重演这样的情形,归根到底都是政权结构性弱点难以避免的后果。
(二)挞可汗之背
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隋帝国的方向发展。开皇三年(583),突厥多次寇边,隋文帝杨坚决心进行有力的还击。他颁布了一道慷慨激昂的诏书,分析了内外的形势和突厥内部的重重矛盾,鼓励将士勇敢讨伐突厥。
此次征讨,隋朝派出了八路大军。卫王杨爽的人马出朔州道(今山西朔县),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遭遇沙钵略可汗。沙钵略可汗因为一些小胜利而滋长了骄傲的情绪,放松了戒备。隋军出奇兵偷袭,突厥兵大败,沙钵略可汗丢弃所穿的黄金甲,带着伤藏身于草丛中仓皇逃窜。突厥军队缺少粮食接济,又流行疾疫,死伤惨重。
幽州总管阴寿出兵卢龙,平定了高宝宁。高宝宁出逃漠北,后在契丹被杀。阿波可汗在高越原和隋军相遇,双方结盟而退。
长孙晟此时以偏将身份随行军中,他抓住这个机会对阿波可汗的使者说:“摄图每次出兵都大获全胜,而你却都大败而归,这对突厥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耻辱。你和摄图的兵力本来相当,现在摄图地位一日高于一日,深受大家的推崇;你却打败战,让突厥丢脸。摄图必然要借着这个机会向你问罪,灭你的北牙驻地。你自己好好盘算盘算,凭你自己的力量是否足以抵挡摄图呢?”
长孙晟又说:“达头可汗和我大隋联合,摄图拿他没有办法;阿波可汗为什么不依附我大隋天子,联合达头,这可比被摄图拿住问罪诛杀强多了。”
(隋文帝)
长孙晟的说辞切中要害,深深打动阿波可汗。阿波可汗决定把军队暂时驻扎在塞上,派遣使者随长孙晟朝见隋文帝。
沙钵略可汗退兵后,听说阿波可汗和隋联通勾搭,当即出兵袭击他的北牙,杀死他的母亲。此举恰恰中了长孙晟的离间之计,沙钵略可汗和阿波可汗至此算是彻底反目了。北牙既破,阿波可汗无家可归,只好向西投奔达头可汗。西面的达头可汗觊觎大汗的位置已经很久了,他声言是为阿波可汗报仇,当即出兵。
阿波可汗在达头可汗的帮助下,收归了十万骑之众,原属沙钵略可汗的贪汗可汗和沙钵略的弟弟地勤察也因与他有矛盾转而投靠了阿波可汗。从此时及稍后突厥各股势力的分合情况来看,阿波可汗大逻便虽然在争夺大汗位置的斗争中失败了,但还是拥有很多的支持者,具有相当大的势力。沙钵略可汗一直对他心存猜忌绝不是空穴来风。阿波可汗借达头可汗之势,再加上地勤察各部的加入,实力大增,击败沙钵略可汗,收复失地,力量慢慢强大起来。
阿波可汗这次向西投奔达头可汗,在突厥历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原先室点密受木杆可汗的委派出征西域地区,突厥汗国虽然分为东、西两部作战,但最高统治权仍然掌握在木杆可汗手中。
木杆可汗是汗国的最高统治者,室点密统驭一面,却还得服从于他。因此,这时的突厥汗国东西并头发展,但汗国仍为一体,实际并未分裂。自583年阿波可汗西走,汗国东西两方逐渐对峙,不再互相统属,漠北的大可汗已经无法号令西部的力量,统一的汗国实际上分裂为二了。因此,历史上把583年阿波可汗西奔视为东、西两突厥汗国分立的转折点,并以阿波可汗为西突厥汗国的开端。
双方争斗不已,一时之间难于立判高下,都向隋帝国派遣使节,请求支援。至此,历史从北方的突厥在中原两个对立王朝间左右逢源,开始转变为中原王朝利用北方突厥的东西对立。
584年,达头可汗的使节来到长安觐见隋朝皇帝,史书称:“突厥阿史那玷厥帅其属来降。”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敏锐地看到这条记载夸饰不实,他说:“时玷厥方强,盖文降耳。”
也就是说,实际上达头可汗一方是用低调的方式以求获得隋王朝的支持。
文献里只记载了达头可汗,但有理由相信,表达这种意愿的除了达头可汗之外,还包括达头可汗所支持的阿波可汗。在这种形势下,沙钵略可汗也不得不低头,向隋文帝提出了和亲的请求;原先对隋朝满怀复仇情绪的千金公主也上书请求改姓杨,愿意认隋文帝杨坚为父。沙钵略可汗和千金公主在这个时候做出这样的姿态,外交意图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按照游牧民族的收继婚习俗,父兄死后,子弟可以娶母嫂为妻。隋文帝改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也就算对付了沙钵略可汗和亲的请求。千金公主此前一再要求沙钵略可汗出兵攻打隋朝以报家国覆亡之仇,到为难的时候才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变,隋文帝是心知肚明的。他赐予“大义”的封号,并不是要表彰千金公主深明大义,而取的是大义灭亲的意思。从这个封号,已经可以预见到千金公主将来的悲剧性下场了。
隋文帝派开府仪同三司徐平和为使到沙钵略可汗处,册封千金公主。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继位的隋炀帝,劝隋文帝借着这个机会消灭沙钵略可汗,但隋文帝并未采纳。杨广此时对隋文帝和长孙晟订立的“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政策还没有完全领会其中的奥妙。
(杨广)
隋文帝是抱定了一个信念,要看着漠北的突厥各部鹬蚌相争!他既不愿意看到哪一方强大起来占有绝对优势,也不愿意看到哪一方被彻底打垮。相对于一方独大,维持漠北的一种均势对于隋王朝来说更为有利可图。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接连沉重打击沙钵略的势力之后,隋文帝还是答应和亲,暂时缓和局势。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事态发展有可能过快,达头、阿波一方将击败沙钵略而逐渐坐大,将来反倒尾大不掉,难于收拾。这是隋文帝所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说在东西魏及北周、北齐时代,突厥帝国是凌驾于中原两政权之上的太上皇的话,这时形势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隋帝国反客为主,转而成为操控突厥两部争斗的主动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正在成为突厥东、西两部的太上皇。
(三)天无二日,地无二主
隋朝使臣册封大义公主之后,沙钵略可汗致信隋文帝称:
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居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致书大隋皇帝:皇帝,妇父,乃是翁比。此为女夫,乃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如一。自今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亲好不绝。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羊马,皆皇帝之畜。彼之缯彩,皆此国之物。
虽然意在求和,但仔细品味这封信,沙钵略可汗的心里并未完全驯服,至少还是想和隋王朝平起平坐。隋文帝派尚书右仆射虞庆则、车骑将军长孙晟为正副使节,复信沙钵略可汗。隋文帝杨坚在信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