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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小吃店（第2页）

怎么会呢？我问道。

他说，诊所来了个男人。此人自称是劳拉的律师，或者说是她的代理人。他说，此人是蔡斯小姐信托基金会的一名理事。他对把劳拉送进贝拉维斯塔诊所的做法提出质疑。他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我是否知道这些过程？

不，我不知道。（我一直把两手叠放在腿上。我露出吃惊的表情，也露出一丝兴趣。我并没露出兴高采烈的表情来。）后来又怎么样了？我问道。

贝拉维斯塔诊所的所长当时不在，医护人员慌作一团。他们让劳拉在这个男人的监护之下出院了。他们断定，病人家属一定希望避免不必要的曝光。（那位律师说了一些此类威胁的话。）

我说，我认为他们做得对。

理查德说，没错，这点毫无疑问。但劳拉精神正常吗？为了她好，为了她自己的安全，至少我们得确保这一点。尽管她表面上看来比以前平静了，但贝拉维斯塔诊所的医护人员仍抱有怀疑。如果允许她随便四处乱跑，谁知道她会给自己或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我没碰巧知道她在哪儿吗？

我不知道。

我没收到过她的信吗？

我没有。

我会不会犹豫告诉他呢？

我不会犹豫。这些都是我的原话。这是些没有宾语的句子，按字面意思不是假话。

我明智地等了一段时间，然后动身乘火车去提康德罗加港找瑞妮商量。我谎称接到了一个电话。我向理查德解释说，瑞妮最近身体不好，她想在有个三长两短之前再见我一面。我制造了一种假象：她正在鬼门关前徘徊。我说，她想要艾梅的一张照片；她想叙叙旧。至少这是我能做的一件事。毕竟，实际上是她把我们俩抚养大的。我马上又纠正说，是她把我抚养大的，目的是别让理查德想到劳拉。

我约瑞妮在贝蒂小吃店见面。（那时她已经有了电话；她在自力更生。）她说，那是再好不过了。她仍在那里工作，是非全日性的；我们可以在她下班后见面。她说，贝蒂小吃店换了新主人；老店主不喜欢她像个顾客似地在前面坐着，即使她自己掏腰包。但新店主想明白了，凡能掏钱的顾客他都需要。

贝蒂小吃店已开始急剧走下坡路。彩条遮篷不见了，黑糊糊的火车座看上去凌乱而又俗气。不再有新鲜的香草味，闻到的却是腐臭的油腻味。我意识到，我穿得太讲究了。我不该戴我那条白色的狐毛围巾。在这种环境中，炫耀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喜欢瑞妮的样子：她臃肿不堪，皮肤蜡黄，喘着粗气。也许她真的身体不好；我不知是否应该问一下。“让我的脚卸下这身肉真舒服。”她一边说，一边面对我在火车座里慢吞吞地坐下。

米拉——那时你多大了，米拉？你一定三四岁了吧？我记不清了。瑞妮把米拉带来了。她的双颊兴奋得发红，眼睛圆圆的，微微有点鼓，好像被人轻轻地卡着脖子似的。

“我把你的一切都告诉她了，”瑞妮动情地说，“你们两个的一切。”我得说，米拉对我没多大兴趣，但我围巾上的小狐狸却让她着迷。那个年龄的孩子通常喜欢毛皮动物，即使是死的。

“你见过劳拉了？”我问道，“你同她谈过了？”

“话还是少说为妙。”瑞妮一面说，一面向四处张望，似乎这儿隔墙有耳。我看没必要如此谨慎小心。

“我猜，那位律师是你请的？”我问道。

瑞妮显得很精明。“我做了应该做的，”她说，“不管怎样，那个律师是你母亲二表妹的丈夫。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也算是家里人。当我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事以后，他看出了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