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文小说

三（第1页）

爱丽丝以为那种下作的音乐（它在伊利诺伊比在这儿更糟）跟那些在第五大道上游行示威的沉默的黑女人、黑男人有关，他们对圣路易斯东区的二百人死亡表示愤怒，其中有两个是她的姐姐和姐夫，在暴乱中被打死了。这么多白人被杀，报纸都不愿报出数字。

有人说暴徒是曾在全肤色部队（各种肤色的士兵都有的部队。）打过仗的心怀不满的退伍兵，YMCA（即“基督教青年会”。）拒绝为他们服务；他们这儿那儿地到处都是，回到家乡又赶上了白人暴力活动，比他们入伍时还要激烈，不像他们在欧洲打的战役，在国内打仗既残酷又完全没有荣誉。还有人说暴徒是些白人，被南方黑人涌进城市、找工作、找住房的浪潮给吓坏了。有几个人想了想说，对工人的控制是多么完美，他们（像桶里的螃蟹，不需要盖子，也不需要棍子，甚至不需要监督）谁也不能从桶里出来。

然而，爱丽丝相信自己比谁都更知道真相。她的姐夫不是退伍兵，而且在大战以前就住在圣路易斯东区。他也不需要一份白人提供的工作——他拥有一个台球厅。实际上，他甚至没有参与暴乱；他没有武器，没在大街上跟人狭路相逢。他被人从一辆有轨电车上拖下来活活跺死了。爱丽丝的姐姐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回到家里尽量忘掉他内脏的颜色，这时，她的房子被点燃，她在火焰中被烧焦了。她唯一的孩子，一个叫多卡丝的小女孩，在马路对面的好朋友家睡觉，没有听见消防车从街上呼啸而过，因为人们呼救的时候它没有来。可是她肯定看到了火焰，肯定看到了，因为整条街都在叫喊。她从来没说过，没说过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话。她在五天之内参加了两次葬礼，从没说过一句话。

爱丽丝心想：不对。不是世界大战和心怀不满的退伍兵；不是聚集起来要工资、挤满了大街的成群结队的黑人。是音乐。肮脏、下作的音乐，女人们唱着，男人们弹奏着，男男女女都随之起舞，要么无耻地紧贴着，要么就发了疯似的分开跳。爱丽丝深信这一点，米勒姊妹在厨房里喝着杯子里的“泼斯吞”时也这样想。那音乐净教人干不理智、不规矩的事。光是听见那音乐就跟犯法没有两样。

第五大道的游行中一点那个东西也没有。只有鼓声，还有黑人童子军在向戴草帽的白人散发说明传单，这些人需要知道冰冷的面孔已经知道了的事情。爱丽丝捡起一张飘向人行道的传单，读了上面的话，在路边石上换了换支撑脚。她读一遍传单，看一看多卡丝；看一看多卡丝，再读一遍传单。她读的那些话好像很疯狂，不着调。有个什么巨大的裂口直插在字和孩子中间。她瞥过来看过去，费力地找着某种联系，找着能缩短默默凝视的孩子与含混疯狂的文字之间距离的东西。这时，突然间，仿佛一根救命的绳索抛来，那鼓声跨过了这个距离，把他们都聚拢起来、联系起来：爱丽丝，多卡丝，她的姐姐和姐夫，童子军和冰冷的黑面孔，在人行道上和上面窗口里看热闹的观众。

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一天以后，爱丽丝一直随身携带着那根聚拢大家的绳索，发现它很可靠，又安全又结实——在大部分时间里。除去男人们坐在窗台上吹号、女人们琢磨“多么久啊”的时候。那时候绳索就断了，扰乱她的平静，让她注意到肉体和一种自由得她都能闻到血腥味的东西；让她注意到它那在腰带下面的生命，以及它鲜红的口红。她从布道和社论中得知，那不是真正的音乐——只是黑人的东西：当然了，有害；没错，令人难堪；可是不真实，不严肃。

然而爱丽丝·曼弗雷德赌咒说她从中听到了一种复杂的愤怒，一种伪装成响亮而喧闹的诱惑的仇恨。但她最讨厌的是它的胃口。它对撞击与撕裂的渴望；一种漫不经心的渴求，盼望着一场争斗，或是给领带配上一枚红宝石领带夹——两样都行。它强颜欢笑，故作热情，却不能让她感到丝毫的慷慨仁慈，这种小餐馆、劣质酒、下等酒吧音乐。它搞得她在围裙口袋里攥紧拳头，以免自己一拳打碎玻璃窗，把世界抓在手里，因为它对她、对她认识和听说的所有人一次一次又一次干下的一切而将它活活捏死。最好关上窗户、放下百叶窗，在克利夫顿小区一所安静的公寓里流着汗忍受暑热，而不是铤而走险去打碎玻璃或高声尖叫，否则，恐怕就不知道在哪儿、如何停下来了。

我见过她从一家咖啡馆或者没挂窗帘的窗前走过，同时听到这样那样的话——“打我吧，可是别辞了我”——飘出来，眼瞅着她伸出一只手去拿八年前在第五大道向她抛来的那根安全的聚拢绳索，另一只手在外套口袋里攥成一个拳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用两种不同的手势来平衡自己。然而她并不是唯一这样尝试的，也不是唯一的失败者。想把第五大道的鼓声同那用钢琴弹出、又在每一部胜利牌留声机上回旋的“皮带扣”曲调分开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些夜晚寂静无比，听力所及范围里没有一辆小汽车，没有醉鬼，也没有不肯消停的婴儿哭着要妈妈；爱丽丝随便打开哪一扇窗子都听不到任何声音。

她可能对这一片死寂的夜晚感到不可思议，便回去睡觉，可她刚把枕头更平整、更凉快的那面翻过来，一句她不记得从哪儿来的歌词就不期而至，在她脑海里自顾自高声唱了起来。“我年轻力壮的时候，每时每刻都能吃烤肉。”这是一些贪婪、轻率的字眼，无拘无束，令人愤怒，但又难以排遣，因为在这些字眼下面，像只手掌一样把无拘无束的东西凝聚起来的，是那令第五大道备受瞩目的鼓声。

当然了，她的外甥女没有这个问题。从一九一七年夏天起，爱丽丝就开始重塑她、纠正她；尽管多卡丝从圣路易斯东区到这里的最初记忆就是姨妈带她去看的游行，一种为她爸爸妈妈举行的葬礼游行，但她对它的记忆却迥然不同。她的姨妈操心的是怎样才能保持心灵对屁股的无知、又让头脑管好二者，多卡丝却躺在雪尼尔花线床单上，一想到附近处处有人在含着单簧管、弹着琴、敲着鼓、吹着号，同时一个时髦女郎唱着“谁也甭想管我，宝贝，你找对了钥匙却找错了钥匙孔，你得找到它，带着钥匙到这儿来试试吧”或者别的什么，就心痒难搔、兴高采烈。

多卡丝抗拒着姨妈的保护和约束，把那种“腰带以下的生活”看作生活的全部。她在游行队伍中听到的鼓声不过是一个命令的第一个部分、第一个字。对她来说，那鼓声可不是什么囊括了友情、纪律和超卓之力的万能绳索。她把它们记成一个开端，她即将完成的某件事情的一个起点。

当初在圣路易斯东区的时候，小小的门廊坍塌，燃烧的木屑冒着烟在空中炸裂。肯定有一小片飞进了她大张着发不出声的嘴，然后进入了她的喉咙，因为它还在那里冒着烟，燃烧着。多卡丝一直没有把它吐出来，也没有把它扑灭。开始时她想，要是她说了这事，它就会离开她，或者她会从嘴里失去它。后来她的姨妈把她带上火车、到了大都会，紧紧攥住她的手带她观看了一次漫长的游行，这时候那亮闪闪的木屑陷得越来越深，一直到了她肚脐下面某个地方才舒服地安顿下来。她看着那些不眨眼睛的黑男人，鼓声再一次使她确信，那种灼热永远不会离开她了，无论什么时候她想被它触摸，它都会等着她，和她在一起。无论她什么时候想还它自由，让它再次跳进火焰，一切都会很快发生。就像那些娃娃一样。

它们肯定很快就烧掉了。毕竟是木头做的，还放在一个木头烟盒里。萝茜儿身上的红纸巾裙子一下子就会消失。呲地一声，像根火柴。然后是伯纳丁的蓝色绸衣和费伊的白棉布斗篷。火焰会吞掉它们的腿，首先用滚烫的呼吸将它们烧黑，它们那圆圆的眼睛——带着她分外精心画上去的细小的睫毛和眉毛——会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自己消失。多卡丝不愿去想她左边几英尺的地方那口大棺材，还有坐在她旁边的爱丽丝姨妈身上医院的气味，她一门心思地想着萝茜儿、伯纳丁和费伊，它们根本不会有葬礼。这让她大胆起来。尽管还是个九岁的小学生，她却很大胆。尽管她的辫子梳得很紧、捋了进去，尽管她那遮住脚腕的高统鞋乏味之极、不像其他姑娘穿着露出脚腕的低统牛津式便鞋，尽管她的长袜又黑又厚，但是，什么都藏不住在她坚固的裙子下面摇摆的胆大妄为。眼镜遮不住它，用硬邦邦的棕色肥皂洗脸和偏食所导致的粉刺也遮不住它。

多卡丝小的时候，爱丽丝·曼弗雷德曾经同意给人干一两个月的针线活，她放学后就由米勒姊妹照看。那里通常有另外四个孩子，有时还会再来一个。他们玩游戏时十分安静，而且被限制在饭厅的一小块地盘上。有两只胳膊的姐姐弗朗西丝·米勒给他们苹果酱三明治吃，一只胳膊的妹妹内奥拉给他们读《赞美诗》。弗朗西丝靠在厨房的桌上打盹的时候，严格的纪律也会偶尔松弛一下。然后，内奥拉可能会厌倦赞美诗对她嗓音的约束，就选一个孩子为她划火柴点烟。她可能吸不上三口，这姿势中的什么东西就唤起了她的某种情感，于是她对孩子们讲起劝戒的故事来。然而，她讲的那些善有善报的故事，却在它们所痛惜的令人心惊的罪愆面前崩溃了。

事实上，内奥拉训导的话是失败的，因为她未来的新郎把订婚戒指戴到她手上一个星期之后就在大喜之日离开了本州。他的悔婚带来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占据她心头的，像贝壳一样弯曲着的，是他为之戴上戒指的那只手。就仿佛她用僵硬的臂弯将自己心灵的碎片兜在一起。她身体的其他部件都没有受到这处瘫痪的影响。她的右手伸得很直，稳稳当当，可以翻动《旧约》薄如蝉翼的书页，或者把一支“浅黄”牌香烟举到唇边。可是她给他们讲的那些有关道德败坏、坏人掠夺好人的故事，因了这只压到胸前的胳膊而更加痛切。她给他们讲她是如何私下里劝告一个朋友自尊自爱，离开那个对她不好（也没好处）的男人的。最终，那个朋友同意了，可是不到两天——两天！——她就回到了他身边，上帝保佑我们吧，内奥拉再也不理她了。她给他们讲一个不到十四岁的年轻姑娘如何离开家人和朋友，跋涉四百英里去追一个小伙子，他入了伍，结果又掉了队，在一个营地彻底自甘堕落了。所以，他们见识了与软弱的头脑相伴的罪恶的力量，对不对？孩子们搔着膝盖点着头，但至少多卡丝被肉体那脆弱、柔润的本性迷住了，被那能让一个女人两天——两天！——后马上回去、让一个姑娘走四百英里路去一个营地，或者弄弯了内奥拉的胳膊以便将心灵的碎片握在手里的天堂迷住了。天堂。十足的天堂。